相关试卷

材料一：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惮，乃著戎服，骑巴賨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愒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

（节选自《世说新语·假谲》）

材料二：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谷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于是卑者或纵情曲糵，极意声伎；高者或托为文章声歌，以求不朽；或究心仙佛与夫飞升坐化之术。其事不同，其贪生畏死之心一也。独庸夫俗子，耽心势利，不信眼前有死。而一种腐儒，为道理所锢，亦云：“死即死耳，何畏之有！”此其人皆庸下之极，无足言者。夫蒙庄达士，寄喻于藏山；尼父圣人，兴叹于逝水。死如不可畏，圣贤亦何贵于闻道哉？

羲之《兰亭记》^【注】 ， 于死生之际，感叹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昭明文选》独遗此篇，而后世学语之流，遂致疑于“丝竹管弦”“天朗气清”之语，此等俱无关文理，不知于文何病？昭明，文人之腐者，观其以《闲情赋》为白璧微瑕，其陋可知。夫世果有不好色之人哉？若果有不好色之人，尼父亦不必借之以明不欺矣。

（节选自袁宏道《兰亭记》）

【注】《兰亭记》：《兰亭集序》。

文本一：

我挡住了什么

刘亮程

又刮起了风，天空什么都没有。这片大地早已经被风搜刮干净，只剩下土。那些残墙上的土，一点一点地被风抠下来，刮走，让我看着心疼。我知道我无法阻止——许多年前我把房后面的一棵榆树移到屋前面，把纷涌向西的一群羊迎头拦住，赶向东边河湾的草滩时，我以为我能改变许多东西，能阻挡住那些事物的流散与消逝。

我确实曾经阻挡住了什么。至少，我止住了我的心，让它永留在这个村庄里。我止住了我日渐淡忘的记忆——我自己不能留住的，我扔在风里。这个世界无法留存的，我存放在心中。我不管别的。我的心中只存放一个村庄，完完整整，那些牲畜、人、草木、阳光、雨水和脚印，连夕阳下弥漫的尘土都一粒不少。

我走过院子，站在以前院门的豁口处时，吹到身上的风突然猛烈了，风扯我的衣服，往后扭我的头，发着狂要把我推开——许多年前的那些深夜里，风就是这样在推刮那两扇院门。它们支撑不住了，便猛地敞开，风呼啸着灌进院子，踢翻地上的筐，扯走绳子上的衣服，一把一把撕垛上的干草往天上扔……院门拼命扇动，啪啪直响，像个吓傻的人乱挥着双手大声喊叫：“风进院子啦！风进院子啦！”我们在梦中迷迷糊糊听到喊声。“院子里有响动。”三弟拿脚蹬醒我。我推醒大哥。大哥压低嗓子喊父亲。

母亲醒来了，正摸火柴点灯。

多少年后我知道那扇风中的院门承受了什么。现在，几乎所有的院子不复存在，院门消失。村庄大敞在旷野。只有不多的一些旧土墙仍在阻挡和挽留着什么。

我想再看一眼这个村子。我真的该离开了。村里已经没有我的事情。他们一车一车往家里收东西，拉过去一车苞谷棒子，拉过去一车草，再拉过去一车苞谷秆。我站在路边上，闲甩着手。

他们见了我总要拉一把牛缰绳，停下来跟我说几句闲话。有时牛不愿意停，一甩头，走过去几丈远才慢腾腾停下。

“到房子里去嘛。”他们对我喊。“不了。我没事。快忙你的吧。”我说。“也没啥忙的。就一点点粮食。”他们说着，车又开始走动了。

我让他们的收获迟缓了一会儿。我轻脚慢踏地走过村庄走向那片田地时，还是惊动了他们。他们停住摘棉花的手、掰苞谷的手、割草平埂子的手，目光迟疑地望着我——秋天在这一刻慢了下来，像一辆车缓缓停住，其它地方的秋天如期运行，为同样一点点粮食，那里的人们忙个不停。只有在黄沙梁，这车装得满满的玉米棒子会晚几步走进院子。那几朵雪白的棉花在人手边多开放了一会儿。剩在地里的半车棒子会多等一阵子，或许会留在地里过夜。

我一个人站在路边，就让一个村庄的秋收稍稍推迟。

那时候，许许多多的树木站在村里村外，许许多多的墙和门，许许多多的人和牲畜，它们延迟了什么，让早该发生的那些事情，迟迟没有发生。

每一场风后，看那些偎在墙根院角没有刮跑的土、草叶、布条、虫子和鸡，我就知道村庄留住的比这更多。

而我，只留住了一个村子。

（选自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

文本二：

写作真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情。当我动笔写那个村庄时，我知道一切都已经过去。那段岁月中没有人了，属于那个村庄的尘埃早已落定。我在其中生活时，它属于一村庄人，属于沙漠和戈壁，属于漫长的西北风，属于一年四季的青黄转换，属于人和草木的生老病死……但是，当我开始写它时，它只属于一个人，这就是写作的开端，有如创世。

文学是人类的往事。所有人在奔赴一个叫未来的地方，作家独自扭过身，转过头，往回走。一个人回到已经过往的村庄岁月中，一切都没有了。太阳早已走失多年，连月亮也像一枚不再发光的纸片，星星散落在遗忘中，所有的声音都寂灭了。作家用文学重新开始这个村庄，让消失的一切重新发生。作家带着自己的阳光去照亮那个村庄的黑暗，带着自己的星光月光去照亮那个村庄的夜晚。带着自己早年熟知的草木去让大地重新郁郁葱葱。写作者成了造物主，整个世界归他管了，不管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什么或者没发生过什么，作家都获得了让它发生什么和不发生什么的权利。有时候我也觉得作家这种职业是如此伟大又如此危险，他有太多的权力让一切在文学中发生。

许多年来有不少读者去我家乡沙湾县寻找书中所写的那个黄沙梁村。他们问到村里，找到我们家住过的那一院破房子。《一个人的村庄》确实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地。只是我写过的“风中的院门”已被风刮倒，屋墙被风吹斜，开裂着大口子。书中的“我们家”早已迁走，那个由我塑造的自己——游手好闲的“刘二”也在别处长大变老。只有我写过的一场一场风，依旧在吹黄麦子，吹老那个地方的人，吹起漫天沙尘。我们家从那段村庄岁月中永远地搬走了。村庄荒芜在时间里。但我知道它不会真正地荒芜，夜夜有人在梦中回来。直到我动笔写这个村庄，我知道我要用文字做一场梦了。这场梦将由我的文字完全掌控。

文学是做梦的艺术。我动笔书写时，才知道我对家乡事物是多么的熟悉。“我熟悉你褐黄深厚的土壤，略带碱味的水和干燥温馨的空气，熟悉你天空的每一朵云、夜夜挂在头顶的那几颗星星。我熟悉你沟梁起伏的田野上的每一样生物、傍晚袅袅炊烟中人说话的声音、牛哞声、开门和关门的声音……”这是我自童年起一遍遍地抚摸过的人世间，我熟透到骨子里的村庄，闭住眼睛都能看见它的一切。文学所写的，正是闭住眼睛看见的生活。这个由文字创生的村庄世界，不在别处，正在写作者内心。

（选自刘亮程《文学：从家乡到故乡——在厦门大学的讲座》）

有人觉得中文量词（   ），没多大用处。比如，为什么非得说“一只狗”，而不像英文“a dog”一样，只说“一狗”？

其实，量词是中文进化出的“较验”机制：中文同音字多，在口语交际中     【甲】     ， 而看似“冗余”的量词常用来确定类别，消除歧义。比如，我们可用量词将“     【乙】  ”和“（一只）马鹿”区别开。

中文丰富的量词也反应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

首先，中文量词重视捕捉事物具体特征。例如：“条”用于长条型物体，“张”用于平面物体，“颗”用于小而圆的事物……①不同于英文量词注重抽象概括为主，②中文量词体现一种具象思维，③更重视对事物依照现实经验进行直观归类。④这一思维方式，⑤与中国古代“观物取象”的传统一脉相承。

中文量词对客体的感知，也渗透了主体意识。在英文中，量词是一个冷寞的“白描”单位；在中文里，它却是一个温情的修辞单位，可以对情感距离和情绪价值进行微调。比如：一“位”先生礼敬有加，一“伙”强盗贬抑立现；一“壶”好酒是文人雅兴，一“斗”好酒是义士豪情……

中文量词还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并非指代不清，而是源于量词与名词的非常规搭配。它以感官特征的相似性为基础，通过多重意象的叠加，使语言更加韵味悠长。例如，一斛闲愁——容器“斛”本指向实在之物，这里却用来度量“愁”，使得无形的愁绪有了重量和体积，仿佛可以被盛放，甚至被饮下。这种思维方式，继承了中国古代“立象以尽意”的传统。

当下，在年轻人的口语中，“个”几乎成为一个万能的量词。但我们切毋为了追求语言的高效率，而牺牲中文量词那种看似多余的“精致感”。

送邓慎思归长沙觐省^①

黄庭坚

邓侯过我解新鞿，潦倒犹能似旧时。

西邑初除折腰尉，南陔^②常咏采兰诗。

姓名已入飞龙榜，书信新传喜鹊知。

何日家庭供一笑，绿衣便是老莱衣^③。

[注]①觐省：探望双亲。邓慎思考中进士后，因授官之地离家乡较远，按例可获“省亲假”。②南陔：《诗经·小雅》的篇目，古人认为其中含有“循采兰以奉亲”之意。③老莱衣：春秋时期楚国隐士老莱子年老之后，仍穿五彩衣扮作孩童来娱悦双亲，成为孝行的典范。

材料一：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

（节选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材料二：

或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而使国内受其荒残。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答曰：盖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让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为敌战之国，势不俱王。自操、备时，强弱县殊，而备犹出兵阳平；是时又无大吴掎角之势也。今司马懿之才，减于孔明，当时之势，异于曩日，孔明何以不可出军而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长驱下齐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于乐毅，加以吴为唇齿之援，形势重大，不比于五国之兵也，何惮于彼而不可哉？

（节选自张俨《默记·述佐篇》）

材料三：

诸葛绕山而西出祁山，趋秦、陇，奇兵也。高帝舍栈道而出陈仓，以奇取三秦，三秦之势散，拊其背而震惊之，而魏异是。非堂堂之阵直前而攻其坚，则虽得秦、陇，而长安之守自有余。魏所必守者长安耳，长安不拔，汉固无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于散地，魏且以为是乘间攻瑕。有畏而不敢直前，则敌气愈壮，而我且疲于屡战矣。故陈寿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诚有谓已。而公谋之数年，奋起一朝，岂其不审于此哉？夫公固有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秦、陇者，非长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门户也。诚收之以为外蔽，则武都、阴平在怀抱之中，则蜀可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公之定算在此矣。

（节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

羞愧的力量

孙惠芬

第一次为辽南庄河的土话感到羞愧，是在小学三年级。班上来了大连下放户的子女，叫方丽敏。有一次，她与我的女伴季秀莲先后被老师点名朗读课文，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大家不是笑季秀莲而是笑方丽敏，她的普通话怪腔怪调，只适合出现在广播和收音机里。可我没笑，不但没笑，还为季秀莲羞愧——土话太土了，土到掉渣。

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羞愧的力量。那天放学，我抛弃每天牵手一起走的季秀莲，去追赶说话好听的方丽敏。这让我失去友谊，还让我的羞愧更加如影随形。和方丽敏一起，像丑八怪为自己搬来镜子，只要一张嘴，我就气短心虚，只要我学方丽敏，大家就取笑我。而季秀莲不但有意用土语说话，还要狠狠地加重语气。

到了初中，季秀莲已主动示好，境况也没有变好。班主任曹老师是大连来的知青，强调朗读、回答都要讲普通话。那个端不上台面的语音像藏在身体里的耗子，一不留意就窜出来。当曹老师对着我们海边的学生摇头时，我的羞愧里充斥着与命运有关的情绪，仿佛上天有意制造命运的不公。

羞愧的力量，来自对土话乃至自身生活的厌弃，像厌弃长在脸上的胎记。二十岁时，土话倒是上了回台面。当时我在辽宁大学读中文函授，课本有一章这样写道：辽南庄河沿海，说话的声母里没有zh、ch、sh，只有j、q、x，没有一声和二声，只有三和四声，叫“吃饭”为“起饭”，叫“石头”为“细透”。小小庄河竟上了教科书，本该是多令人高兴的事啊！但我像被人揭了伤疤一样难堪，特别是有同学用庄河话开玩笑时。

也许是这种羞愧让我开始写作的生涯。在写作中，我可以用与普通话接近的腔调，努力寻找zh、ch、sh，像在稻田里拔除稗草一样，拔除j、q、x。偶尔有“俺”和“恁”出现，也只在乡村人物对话中。虽然越想端庄优雅地说话，越容易破坏惯常的语法，变得不伦不类，但我仍义无反顾地远离土话，就像当初义无反顾地背叛季秀莲去追赶方丽敏。这种背叛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安全而舒适，这让我更大胆地向内心开拓，塑造出另一个有尊严的自我。

不知从哪天起，一切却变得不一样了。随着眼界打开，阅读视野扩大，我渐渐明白那些令我羞愧的“胎记”在文学里的价值和意义。重要的是，当我有机会通过写作走出乡村，回过头去看生我养我的地，看当年弃我而去的季秀莲，看法有了很大不同。她坚持说土话，拒绝接受新事物，看上去冥顽不化，其实表达了另一种向往；当他们发现生命中许多东西不可改变，便不计后果也不惧后果，笃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倔强和决绝，正是我大多数父老乡亲的性格。于是在作品里，我大胆地让季秀莲把“石头”说成“细透”，把“明天”说成“蒙儿”，表示反对时，把“别弄了”说成“败弄了”——“败”替代“别”，是家乡经典的土语，有着掷地有声的重量。

但是出版时遇到麻烦，编辑说，这些不是东北话，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为此另作注释也没有意义。我弱弱地表示接受，心情却很复杂：为何上海话广东话山东话不用注释就可以写进作品，而我的土话不可以？

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从地域来看，我是东北人，却不说东北话；我们的土语，倒与山东话相近，“夜个”“蒙儿”如果出现在齐鲁大地的作家笔下，显得那么地道。实际上，辽南人大多是山东人的后裔。从明清到民国，闯关东的流民在黄海沿海登陆，我的高祖就来自山东省海洋县。可话语是什么？为何登陆之后，它就脱离正宗的胶东方言，土得没了特点，变得狠重、粗糙、坚硬？是不是恰好印证“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何它只形成于庄河沿海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的一小溜儿，又为何我偏偏出生在这一小溜里？如果闯关东来的人们向更广大的北方挺进，这杂交的土语就有了大面积的生长，是不是就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语言审美习惯，变丑为美，变土为洋？

我不知道。

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一边感慨“一小溜儿”的不公平命运，一边在写作中堂而皇之地向普通话靠近，我已接受宿命的安排，就像季秀莲们接受命运的安排一样。实际上，当年不主动与季秀莲和好，宁愿承受三年的孤独，证明我和季秀莲一无二致地倔强和决绝。

这看上去是有关方言写作的题外话了，但正暗合我对方言写作的态度。说到底，文学的使命是“探求心灵的内在事件”，可以通过言语来冲破言语的羁绊。一些伟大作家就认为方言“最能表达人的神理”。我喜爱的意大利作家黛莱达，这样描写一位外乡人：“他纯粹的锡耶那口音里带有撒丁岛的方言，像金子上涂了一层油。”真是把这个外乡人固执而又自信的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

有意思的是，一位新朋友对我说：孙老师，我离你的家乡很近，你作品里的庄河话让我特别亲切。

我作品里竟然还有庄河话！

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写道：“‘稗’，可作‘小’‘别’解，而就植物属性而论，让我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这让我觉得，不管羞愧多么有力量，我多么想在写作中逃离土语，藏在身体里的东西总会偷偷摸摸长出来，就像长在野地的稗草。这难道不好吗？我不知道。

（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

一方面，不少逻辑学家断然否认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比如，殷海光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产生逻辑，是因为孔子主义形成的道德专制支配着中国历史文化，桎梏了精神的发展。他还严格区分了“学”与“术”，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在逻辑学上没有“学”而只有“术”，辩论中有时应用的逻辑之“术”，绝对不是逻辑的本身。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对西方逻辑不甚了解的学者却硬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出西方逻辑的等同物，以说明中国也“古而有之”。还有一些对西方逻辑较为了解的学者，同样把西方逻辑作为参照系，以它为规范来“翻新”中国古代逻辑。例如，梁启超、胡适、章士钊都是用西方逻辑去理解和解释《墨经》和名家的名辩思想，“化己为他”使得中国的义理体系变成了西方传统逻辑的编排。

无论是“古而有之”还是“化己为他”，在张东荪看来，都属于比附，“比附的特点便是不顾整个系统及个体在此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脱离整个语境，只顾求同”。他倡导比较研究要由求同为主的比附，走向以求异为主的精当比较，要在全面深入了解被比较对象差异的基础上，找到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真正做到知己所短，汲取他者之长。

基于平等的比较文化观，张东荪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语言、价值观、科学观决定着不同的逻辑。比如，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依赖语言的主语谓语区分和词性划分；而中国古人不注重词性划分，主语和谓语界限模糊，语法和句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当然也没有逻辑意义上的命题。由此发展出来两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偏向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中国古人更偏向“泛象论”，因万物之然而各定以名，因名而见理，因理而有秩序。比如，《易经》强调观物取“象”，因“象”而名；儒家强调定名必须合乎“象”，“理”会于“象”内；墨家的“类”也不是西方逻辑强调的“类别”，它是根据“象”的相近或相似，而非依据事物属性分类。

张东荪带来的启迪是：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裁定与研究，必须坚持以大逻辑观来观照。事实上，广义的逻辑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也包含后来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论证”，而非抽象的“推理形式”。它广泛探讨与论证相关的各个因素，如语言中的预设、隐含前提、喻证等，力图为人们分析、评估他人论证以及亲自建构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这一界定来看，中国古代逻辑有别于严格的西方形式逻辑，而相当于现代西方的“非形式逻辑”。

（摘编自张斌峰《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材料二：

追问“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首先要明确，“逻辑”既可指推理规律，也可指对推理规律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推类的论述。

“推类”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后期墨家：“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墨子·经下》）。其后，“推类”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的各个领域，例如治理决策、对外谈判、哲学论证等等。对推类实践展开经验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在研究对象上，发掘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各个领域中的推类实例。中国古人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已发展出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推类标识语——“推类言之”“推类以知”“以此类推”等。借助这些标识语，我们可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搜集各大古籍数据库中包含推类的实例，再对其进行提取、重构和分析。

从研究方法上说，重点是通过分析这些实例来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研究者虽然普遍认为类同原则是推类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均未深入探讨类同原则究竟如何在推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可以引入“类同原则工作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古代文献记载了极为丰富的推类实例，但就概括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而言，只需选取典型的推类实例即可。通过对典型实例的研究，至少可提炼三种基本的类同原则工作机制：

援理：由类别到个体，推断个别对象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

贯通：由个体到类别，将个别对象具有的某种属性贯通到其类别。

引例：由对象到对象，推断其他对象与举例的对象拥有同样属性。

从西方现代逻辑的视域看，“援理”相当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贯通”相当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而“引例”则相当于从个别到个别、从一般到一般的类比推理。由此可见，就逻辑性质而言，推类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推理类型，它是指中国古人在类同原则的引导下，通过援理、贯通、引例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来推出结论，从而实现其推理目的。所以说，推类应理解为中国古代对于推理规律的一般性研究。

（摘编自晋荣东《推类与我所理解的中国逻辑》）

以上漫画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结合漫画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面粉是慢慢磨出来的，豆腐也是慢慢磨出来的；咖啡要磨，墨汁要磨；好事亦多磨……磨是品味，磨是享受，磨是审美，经得起磨的人才能走向成功。

要求：请根据材料和自己的感悟，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三拜九磕，我们终于抵达昆仑山口。一下车，站在昆仑山口，我心里忽然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丝失望——这里，既没有昆仑六月飞雪的奇观，也没有想象中昆仑山的巍峨与雄浑。     ①     。狭口的浅山坡上尽管也有哈达与写满梵文的彩幡在风中舞蹈，但更多的是标示海拔，或位置，或地理指示的各式各样的石碑。有那么一刻，我脑海里多年积攒的关于昆仑山浩浩荡荡、莽莽苍苍、挺拔高峻、雄奇壮美、磅礴奇峭等词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一种头疼欲裂的强烈的高原反应。伫立在山口，我像是踩进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里 ， 突然一时无语，把头缓缓抬起，我巡视着面前矗立的一块块石碑，目光最后投向嵌着索南达杰的照片的那座白色的石碑上，心里更有说不出的苍凉。我知道，索南达杰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为了保护藏羚羊，被偷猎者残忍地杀害，但直到死，他还保持了一个端枪的英雄的姿势。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风过耳，天地间顿时有一种巨大的、神秘的静谧。这下，我突然明白，     ②      ， 正是对圣山的无语。面对巍巍昆仑，人的所有尘世的想法陡然就失去了力量，都被消融得一干二净——“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不由自主，我哼起毛泽东的诗词《念奴娇·昆仑》，一种磅礴的东西在心里洇渍、弥漫起来。

这自是另一种诗意的抵达，也是柴达木最为深刻的地方。

（1）青，是古人喜爱的颜色。一样的青色入诗，意境可能大不相同。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用“”写出即将下雨的黑沉阴郁，又用“”表现天空的广阔无边无际。

（2）《师说》中强调了从师是为了学道，和人的年龄大小无关的两句是：“ ， 。”

（3）古典诗文中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强化情感或深化主旨，请写出一句运用了对比手法的诗（词）句子，如“ ， ”。

晓 步

王国维

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

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

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

材料一：

从武林门而西 ， 望保俶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蛾，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 ， 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

（袁宏道《初至西湖记》）

材料二：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馀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 ， 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

材料三：

寒食后雨，余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馀，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 ， 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① ， 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

（袁宏道《雨后游六桥记》）

材料四：

写雨后落花，没有伤春之叹；赏玩苏堤春色，不落描景常套。诸友不羁之态，更觉栩栩如生。

（吴调公《公安三袁选集》）

【注】①浮：饮酒。

文本一：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同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又是一年的冬天。

那天是雪后的下午。我其时住在东华门侧一条曲折的小胡同里，而G君所居更偏东一些。我们雇了两辆“胶皮^”① ， 向着陶然亭去，但车只雇到前门外大外郎营。车轮咯咯吱吱地切碾着白雪，留下凹纹的平行线，我们遂由南池子而往天安门东，渐逼近车马纷填、兀然在目的地前门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儿泥泞、一半儿雪了。幸而北风还时时吹下一阵雪珠，萦络那一切，正如疏朗冥蒙的银雾。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面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

言归正传。我们下了车，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眩眼的雪光愈白，栉比的人家渐寥落了。不久就远远望见清旷莹明的原野，这正是在城圈里耽腻了的我们所期待的。累累的荒冢，白着头的，地名叫做窑台。我不禁联想那“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所谓瑶台。这本是比拟不伦，但我总不住地那么想。

那时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们踯躅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为什么不见一个亭子呢？藏在里边吧？

到拾级而登时，已确信所测不误了。然踏穿了内外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幸而上面挂着的一方匾，否则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还是疑问，岂非是个笑话？江亭无亭，这样的名实乖违 ， 总使我们怅然若失。我来时是这样预期的，一座四望极目的危亭，无碍无遮，在雪海中沐浴而嬉，宛如回旋的灯塔在银涛万沸之中，浅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为城圈之中以习见而不一见的，则以往的名流觞味，想起来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时雪又纷纷扬扬而下来，跳舞在灰空里的雪羽，任意地飞集到我们的粗呢氅衣上。趁它们未及融为明珠的时候，我即用手那么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渗进衣襟去。“下马先寻题壁字”，来来回回地循墙而走，咱们也大有古人之风呢。看看咱们能拾得什么？至少也当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一样的句子被传诵着罢。然而竟终于不见！可证“一蟹不如一蟹^”②这句老话真是有一点意思的。后来幸而觅得略可解嘲的断句，所谓“卅年戎马尽秋尘”者，从此就在咱们嘴里咕噜着了。

在曲折廊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递来琅琅的书声。谛听，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它对于我们十分亲密，因为和从前我们在书屋里所唱出的正是一个样子的。这尽可以使我重新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的甜酒，使我俯拾睡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并可以减轻北风的尖冷，抚慰素雪的飘零。换一句干脆点的话，就是在清冷双绝的况味中，它恰好给喝了一点热热酽酽的东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将凝的，都软洋洋掸着腰肢不自支持了。

书声还正琅琅然呢。我们寻诗的闲趣被窥人的热念给岔开了。从回廊下踅过去，两明一暗的三间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时尚未近黄昏，唯云天密吻，酿雪意的浓酣，阡陌明胸，积雪痕的寒皎，似全与迟暮合缘；催着黄昏快些来吧。

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风呜呜地独自去响。倚着北窗，恰好俯瞰那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莹明不滓。雪固白得可爱，但它干净得尤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花，上上下下，迷眩难分得尤为美满。

我们绕坡北去时，G君抬头而望，对我说，来年春归时，种些红杜鹃花在上面。我点点头。路上还商量着买杜鹃花的价钱。……现在呢，然而现在呢？我惆怅着夙愿的虚设。区区的愿原不妨辜负；然区区的愿亦未免辜负，则以外的岂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间早又见了三两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同云，说是酿雪，说是酿雪，而终于不来。这令我由不得追忆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1924年1月12日

（有删改）

文本二：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注】①即人力车，车轮外箍实心橡胶车胎，故名“胶皮”。②比喻一个比一个差。

材料一：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就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社群是一个很笼统的范畴，就其与语言的关系而言，确实可以被粗分为创设语言的社群（即社群先于语言）和由语言建构的社群（即语言先于社群）两大类型。现实空间中，后者很不明显；但在网络空间中，后者却越来越显著。这是因为，网络社群的结构和呈现形式并不同于现实社群，网络社群难以形成紧密、清晰的社群结构，较之现实社群，它更加扁平、流动、模糊，是一种动态涌现着的组织形式。这种社群的成员，事先并没有明确的“同属一个社群”的身份认同，而是经由对网络语言的习得、传播和交际使用，才自明起来“同属一个社群”的心理现实。我们当然承认，在网络空间中，社群先于语言和语言先于社群的现象是并存且互有交叠的。比如我们谈到“饭圈”这一范畴，它既包括作为亚文化圈层的既有社群，也包括那些因为“饭圈用语”而聚集在一起的网民。但是对于后一群体，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论述。实际上，这两种社群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们因为某些网络语言而缔结社群关系，而待社群相对稳固后，又生产、传播着新的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的社群化是在多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复杂态势。从不同的视角考察该态势，可以发现不同维度的形成机制。着眼于“语言”本身，是符号机制在发挥关键作用；着眼于“网络”这一语言产生与运用的空间，是媒介机制在发挥关键作用；着眼于“社群”这一组织形式，则是关系机制在发挥关键作用。

网络语言提供了事件与技术得以耦合的契机：显著性的话题事件先成为网络语言的产生动因与内容表征（即“语词事件化”），信息技术再把这些事件化的网络语言有选择地迅速投放到网民的通信设备上，如果网民根据他所处的社会语境，对他所接收到的这些流行语产生了共鸣，就会有意识地使用和传播这些流行语，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入驻到使用同样流行语的网民群体中，进行社群化传播。

对于社群内部来说，这些形象、鲜明、熟悉的流行语是显性符号，既能使交际更加便捷，提高社群的运作效率，还能建立、巩固成员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它们的社会意义和表达价值。“网络语言正将网络用户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这是一种流行文化的存在。透过它，我们能看到网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社会改革的期盼以及社会心态的走向、民众焦虑的根源。”

网络语言是把双刃剑，其发展与变化也对数字时代的汉语系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构成了挑战。

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一方面会使得我们的思维简单化、去自主化，依赖于舆论领袖和核心成员的意见与行动；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我们的思维情绪化、非理性化，一味地发泄主观情绪，而忽视事实的理性表达。社群成员效仿着意见领袖的言语表现，束缚了自己的品位，也固化了自己的表达习惯和思维习惯。

（摘编自程润峰、谢晓明《论网络语言的社群化》）

大鱼缸空间广阔，水深水多，里面的鱼奋力摆尾，也只激起一丝不起眼的涟漪；小鱼缸局促狭窄，小鱼一个翻身便能激起一团浪花。有的鱼喜欢待在大鱼缸，而有的鱼喜欢待在小鱼缸，还有的鱼试图跳出原有的缸，跃向外面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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