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

南宋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牢狱三年，仍赋《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高歌忠诚不屈之志。

对于材料中的“气”，你有什么看法？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A可谓迅速。人工智能既然是一种技术，自然就会曼延进入人的生活生产领域。文学艺术生产是人类元状态的精神生产，洞穴中的璧画、结绳纪事的环扣都是在为人类用精准的语言表达心灵世界做的漫长预热。因此，人工智能技术从诞生起就与语言产生了某种紧密联系。近年来，（     甲     ）。

诗歌这一语言的黄金，承载着人类最光荣梦想的文学体裁最早被作为试验田来开发。

（     乙     ）？答案是肯定的，但小说逻辑与诗歌逻辑不一致。

诗歌主要依赖于人类已有的数据库，尤其是严格使用韵律平仄规则的古典律诗。另外，诗歌的理解也必须有读者的高度参与。诗歌字数较少，领悟又寄托于意象上，也就是说，诗歌除了吟咏的节奏、字词蕴含的韵味，其接受需要依赖读者的“脑补”。这些是诗歌人工智能写作B正在蓬勃发展的原因。

小说则不然，它需要交互信息的介入，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写作小说的人工智能的运作应配备成熟的对话机制（聊天界面）；另一方面，大面积互联网的铺设给机器的学习能力插上了翅膀，虚构叙事类的文学创作能力取决于数据库的不断“反哺”。因此，在小说的人工智能写作过程中，人的作用还是C相当大的。

①从人工智能与文学领域的交叉实践可知，②积极推动文学实践发生变化的人往往是具有科研属性的机构。③因为文学较为特殊的属性，④并不直接带来令所有人感到愉悦的即时反馈，⑤所以写作小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很难出现高度普及的情况。而且，对于基本框架设计，对于语感和声口等独特性的期待，对于逻辑和叙述节奏把控的要求等因素，都说明文学创作必须由更专业的写作者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作品。

（1）杜牧《阿房宫赋》意在警醒后人不应只“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落得“ ， ”的下场。

（2）时代青年要勇担重任，志向高远，努力实现祖国复兴的远大目标。这可用曾子的两句话来表达： ， 。

（3）唐人常借助“水”这一特定意象表达思想情感，如唐诗中的“ ， ”。

浪淘沙（中秋阴雨，同显忠、椿年、谅之坐寺门作）^【注】

朱敦儒

圆月又中秋。南海西头。蛮云瘴雨晚难收。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

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

【注】这首词写于作者南渡之后。

暮鼓

铁凝

日落之后，天黑以前，她要出去走路。一天的时光里，她尤其喜欢这个段落。日落之后，天黑以前，是黄昏。

她穿上薄绒衣和哈伦裤，换上走路的鞋，出了家门。她有些自嘲地暗想，她要保持整体的青春感。至于下巴的松懈或者鼻梁旁边的几粒雀斑，其实无碍大局。当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敢于穿着质地柔软、裤角裹腿、裤裆却突然肥坠以模糊臀部的哈伦裤出行时，谁还会注意她脸上的雀斑呢？

她走上柿子林边的这条小马路时，发现马路对面，一个老者几乎正和她齐头并进。老者拖着一把平头铁锨，铁锨和柏油路面摩擦出刺拉、刺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噪音。他为什么不把铁锨扛在肩上呢？她心里有点抱怨，由不得偏过脸扫了一眼老者——这老头！她心说。

路灯及时地亮起来，在她斜后方的老头停住脚，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和火柴，仿佛是路灯提醒了他的抽烟。他将铁锨把儿夹在胳肢窝底下，腾出手点着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大口。借着路灯和老头点烟的那一忽儿光亮，她看见老头的齐耳短发是灰白色的中分缝，皱纹深刻的没有表情的脸木刻一般。他咳着喘着向路边半人高的冬青树丛里吐着痰，确切地说，是向那树丛吼着痰，费力地把喉咙深处的痰给吼出来。那吼是疙疙瘩瘩低沉、粗砺的吼，犹如老旧的轮胎隆隆碾轧着碎石。

她闻见一股子花椒油炝锅的白菜汤味儿，网球馆工地正在开饭。她看见一个体型壮实的工人正朝她和老头这边张望，望了一阵，就扑着身子快步朝他们走来。当他和他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她看出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听他急切地高喊起来：“妈！妈！”他喊着“妈”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

她下意识地扭头向后看，路上没有别人。他是在喊她吗？他错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或者她竟然很像这位施工队成员的妈？

这个端着空饭盆的年轻工人，就见他很确定地走到老头跟前，从他手里接过铁锨，又叫了一声“妈”，他催促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老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急不火的，由着儿子接过了铁锨。

她从年轻人浓重的中原口音里，听出焦急和惦记。他的头发落满了白灰和水泥粉末，接近了老头——不，应该是他的妈那齐耳乱发的颜色。

那么，他没有把身穿哈伦裤的她错认成自己的妈，他是在管那老头叫“妈”；那么，她一路以为的老头并不是个老头，而是个老太太，是——妈。

年轻人扛着铁锨在前，引着他的妈往一盏路灯下走，那儿停着一辆为工地送饭的“三马子”，车上有一笸箩馒头和一只一抱粗的不锈钢汤桶，白菜汤味儿就从这桶里漾出。母子二人舀了菜汤，每人又各拿两个大白馒头，躲开路灯和路灯下的“三马子”，找个暗处，先把汤盆放在地上，两人就并排站在路边吃起晚饭。

她佯装在近处溜达，观察着从容、安静地嚼着馒头的这对母子，怎么看也更像是一对父子。路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把饭吃完，从地上端起妈那份菜汤递到她手上。妈吃完馒头喝完汤，拍打拍打双手，在裤子两侧蹭蹭，从肥大中山式上衣的肥大口袋里掏出两只壮硕的胡萝卜，递给儿子一只，另一只留给自己，好比是饭后的奖赏。

她看见儿子拿着萝卜，和妈稍做争执，要把自己手中那个大些的塞给妈，换回妈手里那个小一点的。妈伸出举着萝卜的手挡了挡儿子，便抢先咬下一大口，很响地嚼起来。儿子也就咬着手中那大些的萝卜，很响地嚼起来。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那两根在他们手中晃动的胡萝卜格外显出小火把似的新鲜光亮，和一股脆生生的精神劲儿，让她想起在她的少年时代，夜晚的交通警察手中那发着荧光的指挥棒。

会所传来一阵鼓声，是某个庆典或者某场欢宴开始了。会所的承包商早年是太行山区农民鼓队的鼓手，村里的喜事，镇上县上的赛事都少不了那鼓队。如今他将一面一人高的牛皮大鼓引进美优墅会所金碧辉煌的大堂，屏风似的竖在一侧，让擂鼓成为一些仪式的开场白，让仪式中身份最高的人手持鼓槌击鼓，如同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鸣锣。

她对会所的鼓声并不陌生，她和家人都在会所举办或者参加过这种仪式。虽然，和旷野的鼓声相比，圈进会所的鼓声有点喑哑，有点憋闷，好比被黑布蒙住了嘴脸的人的呐喊。但鼓声响起，还是能引人驻足的。她望望那路边的母子，他们仍然站在黑暗中专注地嚼着胡萝卜，对这近切的鼓声充耳不闻。

她迎着鼓声往回家的路上走，尽可能不把自己的心绪形容成无聊的踏实。也许鼓声早已停止，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跳。世间的声响里只有鼓声才能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

（有删改）

材料一：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道，唐诗“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他在《美学四讲》中将“审美”划分为三个层次：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

对照起来，如今短视频中的人间百态、电视电影中的光怪陆离凭借一时的耳目刺激，固然能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但同那些积淀了千年的古典诗文相比，似乎少了些更有价值的审美层次。

在古诗中，我们能读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国气象。“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这些黄金时代的诗歌中，今日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中华文明蓬勃的生命力与高昂的自信心。大唐的中央大学里就读着大量的“国际学生”。日本留学生晁衡考过了唐朝的科举，一度官至节度使。他代表大唐出使本国，王维为他赋诗赠别，“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长安国子监留学数年后科举及第，来到南京出任溧水县尉，写下一卷《中山復篑集》，成为朝鲜汉文学的开山之作。

当我们读到中国古诗中的博大胸襟，了解到千余年中国绕着中华文化所形成的“东亚文化圈”，我们便不会妄自菲薄，丢掉中华民族的自信之魂。

在古诗中，我们能读到“共看明月皆如此”的永恒诗心。摆在我们面前的五言七言、骈四俪六的古典诗文，好比一颗时空胶囊，将千百年前人们的喜怒哀乐封装于此，穿越无数的战乱与尘埃，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发现，自己和那些逝去的身影共享着中国人的古老情愫。譬如，如今的孩子最盼望的就是放学与假日，围绕着沉重的课业，老师和学生之间不知道有多少明争暗斗、进退两难。从诗中我们发现，唐代的孩子们也有着相同的遭遇：“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这位唐代的学生好不容易抄完了课文，开始向老师撒娇：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可以早点放我回去吗？似乎唐代也有着假期补课的陋习呢！

在古诗中，我们能读划“斯文万古存”的蓬勃生命。百代之下，其情一也。在这些方块字中，汉字的音韵和诗人的情感互相激发，成为后代中国人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陶渊明在田园之间，虽箪瓢屡空，却诗酒作伴，怡然自乐；七百年后的苏东坡，在被贬的逆境之中，翻阅着陶渊明的诗集，留下了142首与“偶像”对话的《和陶诗》，从中汲取着安贫乐道、悦纳生活的能量；陆游在南宋偏安一隅的屈辱中锐意进取，在狂风骤雨中僵卧孤村，却仍渴望着“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斗。抗战时期的西南后方，无数文人政客、贩夫走卒，吟诵着岳飞、辛弃疾、陆游的豪迈诗篇。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着不屈的抗争意志，泛黄的诗篇铸就了现代的民族精神……在这些古典诗文的韵律中，我们能找到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摘编自《21世纪的我们，究竟为什么读古诗？》

材料二：

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音声之关，对应感性的能力；第二是意境之美，对应审美的观念；第三是品格之美，对应道德的境界。读诗读到最后是读人，会引发读者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的我们传承中国古典诗词，目的不仅仅是熟读成诵，更重要的是涵养身心，敦品励行。

今天的我们依然在诵读流传千载以上的诗词，为的不仅仅是能背会写，更重要的是体会那一颗颗诗心，与古圣先贤的生命情感碰撞，进而提升自己的修为，这才是中国古典诗词代有承传的重要意义。比如“诗圣”杜甫《缚鸡行》写了日常琐事对心灵的影响，“鸡虫得失无了时”的困扰，诗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但诗的结句给出智慧之钥——“注目寒江倚山阁”。“寒江”是远，“山阁”是高，这句是说，应当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投注到宏大高远的目标上，把才华和生命投入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上。

古典诗词不仅深深融入我们的精神血脉，也和当代生活紧密相连。传统节日来临，“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我们共同的感受。农历新年伊始，我们“总把新桃换旧符”；十五月圆，我们在心中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久别重逢时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离别时深情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面对困难，我们用“千磨万击还坚劲”“梅花香自苦寒来”自我激励，也期许自己磨炼出“出门一笑大江横”的气魄胸襟。

千百年后的我们诵读古典诗词，还会被古人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

在推动中国古典诗词“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过程中，诗词中浩然长存的民族正气、爱国爱民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道德胸襟、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是诗词传播与传承的重心所在。在当代传播中，应在忠于原作基础上合理阐发中国古典诗词，结合当下生活使之深入人心，为今人提供取之不竭的精神滋养，这是诗词文化传承创新的根基所在。

摘编自张静《中国古典诗词的当代传承：以诗情滋养心灵》

　　在日常生活中，休闲指人们在相对自由的时间里开展的放松身心的活动。在忙碌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间隙，我们应葆有身心融合的休闲智慧，建立对休闲的正确认知并理性选择，真正可以在闲暇时光中品味生活，享受生命，提升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大旨一致：  (甲)   

中西方“休闲”的词源含义都深刻揭示了休闲的身心融合关系。从“休”字的起源来看，其含义是人倚木而息。如《诗经·汉广》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表达了对无法在南方乔木下休息的惆怅。在身体放松的基础上，“休”又被赋予了美好、喜悦等情感义项，比如《周易》中的“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古希腊语“休闲”一词同样包含身心融合的整体观。对古希腊城邦公民来说，休闲就是从事艺术、锻炼、辩论等活动。这些活动既包含身体活动，又包含思辨活动。可以说，休闲作为身心融合的智慧与实践方式而存在，早在轴心时代就已是东西方之所同见。

大有文章：中西休闲思想中的身心一体共美

中国身心合一的休闲理念贯穿并发展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生活实践中。儒家强调在休闲中体现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道家更侧重于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超越，将生活审美化与诗意化……融摄多种休闲智慧，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李白寄情月琴，闲吟出“闲坐夜明月，幽人弹素琴”；王羲之游心翰墨，挥毫写下《兰亭集序》；黄公望纵情山水，绘就《富春山居图》……这些都是文人雅士在休闲生活中追求物我和谐、身心一体与精神自由的精致表达。

自古希腊以来，休闲在西方文明传统中常被赋予哲学探索的使命，成为智慧启迪的沃土，身心统一的整体休闲观，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传统，未曾间断。近代以来，西方虽经历了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带来的扬心抑身休闲观，但是在胡塞尔等人看来，身体性是物理身体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休闲乃是身心统一的产物，身心统一、主客一元的休闲甚至被视作沉沦的救渡之道。

可见，坚持休闲过程中身心间的和谐互动与统一共美，在中西思想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是我们重新审视休闲的理论意义与生活实践的宝贵理论资源。

大放异彩：休闲实践中的身心整体福祉提升

身心融合的休闲观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更能在现实生活中大幅提升休闲参与者的健康水平与福祉。身体体验带来的愉悦感与满足感能帮助人们从紧张的生活节奏中抽离出来。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会导致认知资源的消耗和身体的疲劳，而身心融合的休闲活动则能够帮助人们恢复注意力，提高认知能力。

身心融合的休闲活动还能促进自我实现和激发创新思维。有学者用“严肃休闲”来描述那些需要一定技能知识、能带来个人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休闲活动。在适度挑战与个人技能匹配的活动中，人们能达到最佳的心理激活状态，由此忘却烦恼、摆脱压力，实现身心的完全放松和融合。安宁静谧的自然环境，也有利于激发创新思维。瓦尔登湖畔的散步、耕种等日常活动，就曾为梭罗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乙)  ：身心融合的休闲实践展望

高度个性化的特点决定了积极健康的休闲并不存在唯一推行标准。尽管如此，积极健康的休闲往往具有某些共性，为我们提供有益启示。

修身养性。无论是寻求刺激的极限运动，还是寻求内心平静的冥想和瑜伽，无论是在自然山水间探险，还是在城市街巷中漫步，抑或是在书籍中与古今智者对话，我们总能在广泛多样的休闲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因此，在忙碌与压力的缝隙中寻找休闲时光，可选择能触动心灵、舒缓身体的休闲方式，让生活不仅有速度与效率，更有温度与质感。

  (丙)  。休闲是促进社交互动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增强社会联系，构建心理认同感。休闲不仅是表达与探索自我的生活空间，也是一种促进人际关系的社会空间。人们因同一个休闲爱好，跨越地域、身份与年龄的界限聚集在一起，构筑起心灵相通的桥梁，增强了社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回归自然。爬山、溯溪等户外活动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搭建起逃离都市樊笼的桥梁，让人们得以沉浸自然。休闲不仅是缓解身体疲惫的良方，更是智慧与创造力的源泉。我们不妨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走到户外，感受大自然的治愈力量。

创造意义。从阅读写作到音乐绘画，从戏剧欣赏到参观展览，每一种休闲方式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我们得以跨越时空与古今智者对话；参观博物馆展览，我们则能直观感受历史与艺术的余韵；聆听音乐会、观看表演艺术，更能让我们在艺术的熏陶中提升审美素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欣赏，学会了思考，更学会了如何以一颗开放包容的心去拥抱这个多元而又精彩的世界。休闲便成为文化素养提升的温柔推手，引领每个人于平凡中发现与创造各自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总之，我们应践行身心融合的智慧休闲之道，通往高质量美好生活。这不仅需要个人自觉作出智慧的休闲选择，也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以政策引导、公共空间建设、文化活动推广等方式，提供更多元的休闲资源，营造更健康的休闲环境。愿我们都有机会参与体育、文化、艺术等各类健康休闲活动，在休闲中实现身心和谐、自我发展，向“健康中国”与“美好生活”的幸福之路大步迈进。

(摘编自刘慧梅《身心融合共美：智慧休闲之道》)

材料一：

作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大举措之一，我国举办了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并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把全球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企业汇聚起来，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加快复苏注入更大动能。从首届链博会成果来看，共签署合作协议、意向协议200多项，涉及金额1 500多亿元人民币，5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观展人数达到15万人次，展现了强大影响力，成为中国打造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在第一届链博会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二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本届展会设置了先进制造链、清洁能源链、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并围绕这些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举办专题论坛和招商推介、供需对接、新品发布等配套活动。尤其是新增的先进制造链展区，系统展示了全球先进制造领域从研发设计、新材料运用、关键零部件加工到智能制造的全产业链过程，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特征。因此，高水平办好链博会，持续提升链博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作用，意义重大。

要提升链博会的赋能作用，首先要拓展链博会开放平台示范功能，着力将链博会打造成供应链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的开放型平台。持续发挥链博会形成的开放动力，强化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合作，形成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环境。其次，要推动供应链产业链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精准发力，解决制约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各种障碍，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保障。此外，还要拓展链博会的品牌传播效果，借助媒体对链博会进行国内外全方位推广宣传，形成与进博会、广交会同等的品牌影响力。在链博会平台上搭建常态化的企业联盟，让全球工商企业携手成链、聚沙成塔，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高水平构筑安全稳定、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摘编自蓝庆新、袁峻伟《提升链博会

赋能作用》)

材料二：

12月2日，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组织学员参观了首届链博会。这些学员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官员，希望找到解决各自国家问题的办法，探索未来发展繁荣的道路。本刊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位非洲学员——赞比亚投资工业发展公司副主管奇佳(Chitalu Chisanga)，听听他对链博会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高规格展会的看法。

中国新闻发布：    ①    ?

奇佳：本届链博会上，从农业到高科技，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齐聚一堂，展现了产业的多样性。绿色产业包括电力、交通、航空高新技术，以及先进的医疗和人工智能产业等，这些供应链深深吸引了我。例如，在智能汽车链展区，展示内容为各种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可能并非全部在中国境内采购和制造，而是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凸显了良好、完整供应链的必要性。

中国新闻发布：您如何看待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您认为本届链博会是否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或解决方案?

奇佳：在我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先进的互联网连接技术等“软”基础设施，也包括港口、机场、公路和铁路等“硬”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匮乏阻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也是一个挑战。链博会可以在基础设施项目、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增进协作，有助于中国与非洲联盟等区域性组织，特别是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中国新闻发布：    ②    ?

奇佳：在我看来，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下一次工业革命将是绿色革命。提高发电能力是赞比亚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赞比亚需要通过链博会这一平台，与各国、地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绿色能源和高科技领域。赞比亚矿产资源丰富，包括钴、铜、锂、镍、锰和稀土等，这些资源在绿色能源产业发展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也期待本国企业通过链博会在工业发展、矿产增值、农业现代化和运输系统改善等方面有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产品的流通。

中国新闻发布：您对链博会未来的发展有何期待或建议?

奇佳：我期待链博会可以推动建立一个具有公平公正规则的贸易机制，并与非洲联盟建立正式合作关系。目前，非洲国家难以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充分参与工作并获益，我希望链博会能够在这方面带来改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非洲的5倍，这一差距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个挑战，而更应被视为贸易增长的一个巨大机遇。非洲国家可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绿色技术发展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摘编自陶恒《非洲青年官员眼中的链博会》)

材料一：

“收藏了就等于学习了”“先码住再说”“放进收藏夹吃灰”……这些有趣说法的背后，反映的是社交媒体用户在面对海量信息时的矛盾心理，既想收集尽可能多的有价值信息，又考虑到自己的认知能力有限，难以消化过多的数字内容。在信息大爆炸和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用户为满足对数字内容的个性化需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参与内容的筛选、分享和收藏，为自己积累有价值的经验性信息，构建一个符合自身兴趣和需求的数字信息库和数字知识空间，例如某些应用软件中的好物分享、学习经验贴、健康“小妙招”等。用户还存在一些长期囤积而不愿清理和删除的情况，例如下载但几乎不使用的应用程序、对关键信息的截图、下载到本地的大量图片和音视频等。在信息巨量化的时代，这成为社交媒体用户应对信息过载的一种自我调适和表达个性追求的手段。然而，随着信息的持续涌入，用户在这个数字信息海洋中迅速积累了大量的数字内容，过多的内容积累也会让用户产生心理压力和混乱，这样的现象被称为“数字囤积”。这与从古至今人们对实物的囤积有一定相似之处，即大部分人都有囤积的表现，但并非所有人都呈现临床上表现的囤积病症，甚至达到强迫性囤积的程度。

从概念根源上来说，数字囤积是指“用户积累数字内容，甚至到了失去思考和客观判断的程度，严重者还会导致压力和混乱”。这一概念最早来自医学领域，并用“数字囤积症”一词来描述数字囤积的极端情况，现在多指“不断积累数字内容并且难以丢弃的行为”。

数字信息的无限性和用户认知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构成数字囤积的关键矛盾。当今，人们面临的是过载的信息和难以计量的数据，社交媒体上的文字内容和视听内容种类繁杂。用户在浏览这些内容时会被感兴趣的话题所吸引，权衡价值后选择略过、浏览、囤积或者二次传播。数字囤积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系统会根据用户的浏览和收藏行为推荐个性化内容，这会进一步强化用户的数字囤积行为。然而，人的认知能力十分有限，当收藏的内容过多，就会导致信息过载。面对囤积过量的“个性化”信息，用户在短时间内不能处理和消化这些囤积的信息，会感到无所适从、难以决策，从而导致用户认知压力和心理混乱。

(摘编自张铮、刘晨旭《海量信息下社交媒体用户

数字囤积的心理机制初探》)

材料二：

数字囤积分摊了人的记忆负担的同时，又加重了人的精神负担。一方面，杂乱无章地囤积各种信息，这些累积起来的未阅读、内化的信息会造成无形的压力。根据蔡格尼克效应，即未完成的事情会持续占用人的大脑记忆，持续堆积的信息过多，好比大量待完成的任务占据大脑，加重压力和焦虑。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信息堆积在同一层空间上不加以管理，造成混乱与失序。而这混乱的观感会给人一种厌烦感，从而降低用户阅读和整理的意愿，正如众多网友的自嘲：“到我收藏夹吃灰吧”“等‘亿’会就看”“收藏从未停止，学习从未开始”。低意愿导致行动上缺乏主动性，容易诱发拖延症，在拖延中囤积，在囤积中拖延，于是加重了数字堆积行为和心理负担。

　　形成低效的信息消费和知识获取习惯。数字囤积看似充实，实则空虚。囤放信息资源而不是消化、内化成自己的知识，或者稍作扫视就收藏起来不加以处理，走马观花，长此以往形成对信息不加以严谨甄别和加工的习惯，这既不利于获取优质信息并据此来决策，也不利于知识的增长。数字囤积预期是稍后阅读，而对内容缺少了解就将其囤积起来，在囤积中阉割了仔细阅读、认真分析、批判吸收的学习的过程。这时用户更多是记忆信息的路径而不是内容，但是加工信息从而得到知识，再转化成实践中的生产力才是最终目的。然而，用户却在“收藏即学会”的幻想中，沦为知识的搬运工而不是知识的吸收者。这种异化的信息消费和学习方式，颠倒原本的目的与方式，其本质是用占有代替了学会。用户在去除了信息处理环节的情况下，用占有感、控制感代替获得感。

当浸润在这种占有感和控制感中不能自拔时，囤积者也就成为“数字仓鼠”：“把信息保存起来备用，并误以为这种归档是可以转移到我自己的记忆中”，于是多多益善地囤积下去。但是，不断地只囤而不学，最终不仅导致信息的价值被埋没、浪费时间又没有实际收获，还会形成浮躁、倦怠、低效的学习习惯，这既降低知识获取的质量，也加剧了数字囤积随意化。

(摘编自吴仁瑾《“收藏夹吃灰”：数字

囤积的流变与调适》)

材料一：

海洋酸化是指由于海洋吸收、释放大气中过量二氧化碳(CO₂)，使海水正在逐渐变酸。自工业革命以来，海洋大约吸收了人类向大气排放CO₂中的1/3，海水pH下降了0.1。随着大气中CO₂体积分数持续增高，海洋吸收CO₂的量也在不断增加，最终改变了海洋自身碳酸盐的化学平衡，使依赖于化学环境稳定性的多种海洋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海洋酸化的加速，影响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人类健康问题日益明显。

(摘编自艾伽伊《知识科普：海洋酸化》)

材料二：

据法新社2024年9月23日报道，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海洋酸化的加剧，地球将“不可避免”地越过一个新的警戒阈值，这将影响地球的稳定性、恢复力和宜居性。

十几年前，科学家们确定了九个“地球边界”，即人类如果想留在“安全操作空间”就不应超过的物理阈值。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其中六个“边界”近年来已被突破，根据23日发布的这份新报告，第七个边界——海洋酸化——“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突破。

已被突破的六个边界分别是气候变化、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损失、化合物(包括塑料)数量、淡水匮乏和氮循环平衡(农业投入)。这份名为《星球健康检查》的报告23日强调指出，在全球应对海洋酸化及其他相关地球边界问题时，各国因发展程度与产业结构不同，政策难以统一协调。发达国家在减排技术与资金投入上有优势，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不足；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与转型的双重压力，减排力度受限。这使得全球协同应对海洋酸化困难重重，进而导致上述几种情况继续恶化。该报告目前每年更新。

海洋酸化与海洋吸收二氧化碳有关：随着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持续增加，海水的pH下降，对许多生物体(珊瑚、贝壳类动物、浮游生物等)有害，并最终影响整个海洋食物链，这种现象也反过来降低了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

“即使人们迅速减少排放量，由于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海洋系统的反应时间，一定程度的持续酸化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星球健康检查》报告主要作者之一鲍里斯·萨克舍夫斯基解释说，“因此，未来几年，海洋酸化超过‘边界’似乎不可避免。”

(摘编自林晓轩编译《海洋酸化即将突破警戒阈值》)

材料三：

对于动物而言，对于海洋中广泛分布的鱼类，酸性更强的环境将改变鱼细胞中酸性平衡进而导致酸毒症。海水酸性的轻微改变都需要大量额外能量让鱼恢复其体内的酸碱平衡，酸性海洋环境将剥夺鱼其他器官工作所需能量，进而影响其生存与生长。对于牡蛎、蚌类、海胆与海星类有壳动物在酸性更强的环境中将像珊瑚一样更难形成外壳，而乌贼和海星用碳酸钙建造的壳状部分将溶解得更快，届时这些生物外壳将会更加脆弱，增加其被压碎或被进食的风险。此外，处于海洋食物链中重要角色的浮游动物，本是碳循环的关键。而在海洋酸化的环境下，两大浮游生物之一的有孔虫外壳将迅速被溶解，无法很好地在较高酸度的环境生存。

对于植物及藻类而言，因造礁的珊瑚需通过碳酸钙打造自己的家园并形成复杂的珊瑚礁，而珊瑚动物本身可容纳大量其他生物供以栖息，故海洋酸化可能通过腐蚀已有的珊瑚骨架来限制珊瑚的生长、减缓新珊瑚骨架的生长，由此产生的相对脆弱的珊瑚礁将更容易受到来自风浪与其他动物的侵蚀。同时，海洋酸化还将伤害珊瑚幼虫等依附于珊瑚藻生长的生物。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大国，贝类养殖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85%。海洋酸化引起的碳酸钙溶解直接影响如贝类、甲壳类等钙质生物，给海洋生物的生存带来极大挑战，进而破坏整个食物链。未来，在pH较低的海水中，为保护自己，钙化生物会越长越小、外壳越来越厚，其作为饵料的价值也将随之下降，届时将对食用贝类养殖产业造成很大的打击。

此外，海洋酸化还将影响海洋生物体内不同生化结构的成分和比例，改变生物群落的结构和组成，从而影响海洋食物网中物质、能量与营养的传递并最终影响海产品的品质甚至危及人类健康。据估算，海洋酸化对中国贝类产业的潜在影响巨大，未来100年内，中国贝类产业经济可能面临142亿～11 500亿美元的现值损失，损失程度与海洋酸化程度将正向相关。

未来，海洋酸化问题会面临更多挑战和危机。据科学家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86%的海洋将比现代历史上任何地方都更暖、更酸。到2100年，表层海洋的pH可能会降至7.8以下，与今天依然具有腐蚀性酸化状态相比，可能会再下降150%以上——在地球上一些特别敏感的地区，比如北冰洋，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可通过碳交易将沿海湿地纳入碳市场，类似方法还有碳税等，都能够在私有化环境问题的同时帮助创造经济营收或政府收入，而这些收入又可以再次投到社会的不同方面，包括环境、教育、基础设施等。除此之外，政府的相关政策、人们的环保意识等都将是实现海洋、环境保护及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人类活动释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导致海洋酸化，对健康、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已引起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关注与研究。海洋作为各国共同的自然资源，需要世界共同正视，制定应对措施且采取行动，促进海洋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编自万秋旭、薛玉立《被二氧化碳吞噬的大海：

海洋酸化问题现状、影响及展望》)

作为唐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李白一直受到后代读者的喜爱。对李白诗歌的注释、评点、和韵、拟作等数量很多，形成丰富的接受史。但也有一些读者发现李白诗歌存在不完美的地方，因此对其进行批评，甚至删改。

对李白诗歌的删改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动诗歌的字词。如《静夜思》宋刻本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但在明清时期的选本中，文字逐渐发生变动。“看月光”在李攀龙《唐诗选》、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选本中均为“明月光”，“望山月”在李攀龙《古今诗删》、乾隆《唐宋诗醇》等选本中均为“望明月”。经过众多名家名选的接力，以及《唐诗三百首》等普及性较大的蒙学著作的推动，《静夜思》今天通行的版本变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如《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啼不尽”，在高棅《唐诗品汇》、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乾隆《唐宋诗醇》、孙洙《唐诗三百首》等选本中，均改为“啼不住”。这些对诗歌字词的改动，并没有版本依据，是后人从审美角度出发作出的主观判断，却得到诸多选本的赞同。第二，删去部分诗句。这种删改的方式最为常见，有时删去部分诗句，会改变诗歌的体式。如《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是乐府诗，陆深删去此诗后四句，刘大櫆《历朝诗约选》亦然，吴昌祺《删订唐诗解》也认为：“去后四句，竟似五言律矣。”而且，大部分选本在删节诗句时，并未向读者说明删改的情况。读者在没有其他文本参考的情况下，容易受到误导，从而对诗歌的艺术特色、作者的创作风格等产生错误的理解。

李白的诗歌并不是唯一被删改的对象。苏轼曾删去柳宗元《渔翁》的结尾两句，将其改为七言绝句，引发争论。明代的陆深受此启发，删去李白《关山月》的最后四句。苏轼也曾删改李白的诗歌。朱熹提到，苏轼在抄写李白《行路难》(其三)时，“中间节去八句”，将“前四句与后四句合焉一首”，重新组成一首诗歌。明代的朱谏认可苏轼的做法，认为“宜节而去之也”。对陆深和朱谏而言，苏轼对前人诗歌的删改行为具有表率作用。

与天才、豪放的性格和“斗酒诗百篇”的创作方式相关，李白的诗歌“飘逸绝尘”，无愧于“诗仙”的称号。但在一些批评家的眼中，李白的诗歌并非完美无瑕。如苏轼认为李诗有不少“临时率然之句”，严羽认为李诗不免“捷笔失捡”，许学夷认为“太白多露语、率语”，存在一些瑕疵。删改者从自己的审美观念出发，对李白诗中瑕疵进行删改。

那么 ， 对李白诗歌的删改 ， 具体针对哪些瑕疵?删改之后 ， 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以题名严羽评点的《李太白诗集》为例，严羽对《白头吟》“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祇今惟见青陵台”四句不满，认为“此四句为赘，诗人好尽，往往病此”。严羽认为李白的诗歌有“赘”“尽”等缺点，删去这些诗句，不仅不影响内容表达，反而使诗歌更加“清净”、更为凝练。

与严羽相同，朱谏认为《行路难》(其三)“中间八句诚为堆叠，有犯诗家点鬼录之病，宜节而去之也”。可知，删改者认为李白诗歌意思表露太尽，虽与李白性格相符，却导致诗歌缺少韵味。

应该注意的是，诗歌中含蓄蕴藉的风格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风格，不能涵盖所有的诗歌创作。删改者将自己的审美理念、诗学观念强加于李白诗歌之上，强行改变李白诗歌的风格，有削足适履之弊，不利于诗歌风格的多样化。

删改是读者的一种接受方式。带有负面倾向的删改，表明读者对前人作品阅读、评价的丰富性。面对前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读者既崇敬、模仿，也不会完全陷入“影响的焦虑”中，对古人亦步亦趋，一味夸赞，而是辩证接受。对不符合诗学思潮和审美观念的作品，读者也会有所批评，甚至进行删改。对诗歌的删改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读者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同的删改意见。　　对李白诗歌的删改，并非意味着否定李白。在选本中收录李白的作品、对李诗进行评点、在诗话中讨论李白，都足以说明读者对李白的重视和喜爱。在删改者自己的所有意见中，更多的是对李诗所蕴含精义的阐发，批评、删改意见占据的比例是比较低的。而且，删改只是针对诗歌的一些瑕疵之处进行，最终目的是呈现出更为“完美”的作品。删改的角度，如对李诗表情达意“好尽”的集中关注，也有助于认识李白诗歌的特点。

与批评意见相比，删改更进一步，是一种比较激烈的批评方式。但是，删改资料分布比较零散，对其搜集、利用都有一定的难度。若汇聚起来，形成一个“文献集群”，然后进行集中审视、研究，便能发现其价值所在。对李白诗歌的删改虽然出自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之手，涉及不同性质的著作，但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关联。(　　　)这种关联表明，对李白诗歌的删改并非读者个体的随机行为，这种文学现象内部自有其发展的脉络和传统。因此，充分发掘、利用删改资料，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的认识。

(摘编自张知强《后人对李白诗歌的删改》)

材料一：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条件悬殊，地方性建造材料各不相同，建筑在空间地理上自然分化为土、木两大体系。穴居，体现了黄河流域的“土”文化特征，是黄土高原的主要民居类型；巢居，体现了长江流域的“水”文化特征，干栏式建筑最早出现于河姆渡遗址，是我国南方群众的主要居住方式。

中华文明初期，穴居在由地下到地上的演进过程中，与长江流域的木构技术产生了双向的文化交流与渗透，形成了土木共济的建造体系。夯土、木构相结合的“茅茨土阶”构筑方式，既用于百姓的居所，也见于考古所发现的夏都二里头宫殿等重大建筑。春秋至秦汉，不仅秦咸阳宫、汉未央宫形制恢宏，楼阁台榭夯土高筑，见于后世的木构体系特征也已成型，包括抬梁、穿斗、井干三种木构形式，庑殿、歇山、悬山等屋顶样式。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建筑文化在民族大融合中交流汇集并得以显现。比如，佛教建筑中的寺院融入祠庙和宅邸，佛塔融入楼阁，经幢融入阙、表；汉族席地跪坐的起居方式逐渐改为垂足而坐，建筑内部的高度随之升高；观念上不再“度堂以筵，度室以几”，而是改用“间”作为室内空间的度量单位。自明代起，夏鲁寺、大昭寺等汉藏合璧建筑风格，在中原地区传播。在宋代制度化、典章化的基础上，清代的木构体系呈现更多的工巧意味。

“因天材，就地利”，中华大地盛产土、木、石、竹等多种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无疑是最合理的建造方式，形成根植于地域风土的建筑风貌，实现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黄河中游一带在历史上气候暖湿，森林茂密，地面又覆有厚重的黄土。如此自然和地质条件，孕育了地穴、半地穴、地上木构的建筑形式，木材也成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建造材料。各地在沿用木结构建筑支撑体系的同时，围护墙体就地取材、不拘一格。西南地区常用竹编夹泥墙，东北地区习用谷草拉哈墙，西北地区取生土砌筑土坯墙，中原地区以粘土烧制青砖墙。

同时，中华大地上还有各地域、各民族的多元建筑风貌作为补充。就地取材，构成了中华建筑文化的诸多分支，形成了中华大地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多种地方形态并存的建造文化体系。

“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是杜牧笔下美轮美奂的阿房宫。中华建筑体系之所以独立于世界之林，正是因其技、艺合蕴一身的建筑形象。《周易·系辞》提出“以制器者尚其象”这一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见物而起意象，触类而长之”则揭示了传统营造技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先有象而后制器”。中华建筑之华章璀璨，正得益于掌握此理。“象”，统指天地间万物之形象及其物性，譬如上古有巢氏观鸟巢之象，因而教民巢居。《周易·系辞》列举了许多由象及物建造宫室的例子。周公作明堂，上圆以象天、下方以法地，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意识；中国古典建筑中屋顶、梁柱、台基三部分，对应了天、人、地的自然之象；建筑开间数量和尺寸多为奇数，隐喻了以奇数代表天之阳性；宫室建筑形象“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描摹了中国建筑的翼角如飞鸟展翅之势等。“制器尚象”，指引了中华传统建筑数千年的设计思想与美学意向。

(摘编自张彤、闵天怡《华章璀璨

多元一体的中华建筑文化》)

材料二：

窑洞是黄土高原上最主要的民居建筑，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将自然洞穴作为容身之所。最初人们开始在黄土崖上人工挖几孔窑洞，居住的过程中又发现窑洞面容易毁坏、耐久性差，就用石头或砖块等垒砌成窑腔进行保护或加固。当古人掌握了拱券结构的原理后，又利用发券技术和覆土来建造独立于地面的窑洞，称之为锢窑，现在山西、陕北一带还在使用这种建筑形式。中国有六大窑洞区，根据地域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比如河南一带因古代中原战乱频繁，因此靠崖式窑洞较多，“一门一窗一气孔”，内部相对封闭；而陕北地区的窑洞特点则是采光好，内部通风和纳光能力强。再比如夯土技术，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当时已广泛使用版筑技术，把生土夹在两块木板中间，一堵一堵夯实成墙，这种古老的营造技艺现在农村中也还在用。古人在建造建筑时能够就地取材，充分发挥能动性，把当地营造材料的特性和生活需求结合得非常巧妙。古人依靠经验选择类似高岭土等具有黏性的土作为夯土材料，这种土可塑性强，夯实之后强度很高，这些说明古人对材料和结构的掌握是非常精准的。

在农耕文明背景下，以土木为主要结构的中国古代建筑几千年来在历史变迁中缓慢发展，直到今天依然为建筑建设提供着灵感与启示。当代，我国在国际上首创的全预制装配式地铁车站，就充分运用了榫卯结构的营造原理，这种建造方式大大减少了施工人数，提升了建造速度，同时还可减少建造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在北京冬奥会场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建设过程中，设计人员利用传统吊脚楼的“吊脚”架空建造方式，在不破坏山体地形的基础上还为当地珍稀的动植物保留了活动和生长空间，也大大降低了施工难度。

建筑来源于生活和生产，生活中很多语汇也来源于营造的智慧。例如“瓦解”，就可以从瓦的制作技术上来理解这个词汇的由来。制瓦是在制陶的技术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古代的瓦也多为陶瓦。瓦片并不是直接做成半圆形的，制瓦是先将黏土烧制成筒状，再从中间锯开变成两片瓦，故而“瓦解”就代表了分离、分裂的意思。另外还有“规矩”“准绳”“水平”等词汇，都是由建筑的规范标准或营造工具引申得来。

(摘编自沈唯《中国古代建筑：

贯越古今的营造智慧》)

材料一：

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不同，中西方民族在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反映到民族的艺术性格上也有许多不同。这种不同在各种艺术中都有表现，建筑艺术也不例外。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中国建筑艺术也散发着中华大地特有的泥土芳香，显示了与西方不同的风貌性格。

西方的建筑重在坦率地呈现人心中的激情，把内心的狂热、幻想和茫然，都化成实在的视觉形象：超人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幻、出人意表的体形、飞扬跋扈的动势、骚动不安的气氛。这些在埃及神庙、拜占庭尤其是哥特或巴洛克教堂以至现代教堂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证。中国的建筑则与此相反，并不注重表现人心中的狂热，而是重在“再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

从艺术角度而言，中国建筑的美就隐蓄在“群”的内部，需要周览全局才能一一呈现。它鄙视一目了然，不屑急于求成，因而也更加含蓄温文，更为内在。就建筑单体美而言，中国建筑也颇不同于西方之注重外形的奇诡新巧、变化多端，而更多地存在于体、面、线、点的组合显示的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

中国建筑更具有一种“绘画”之美。建筑群中的每一座建筑单体就像是画中的一些长短粗细浓淡不同的线，如果离开全画，这些线就失掉了意义。太和殿只有在紫禁城的庄严氛围中才有价值，祈年殿也只是在松柏浓郁的天坛环境中才有生命。群外围绕的城墙或院墙则是画框。城楼、角楼或院门，则是画框上的重点装饰。“画框”里面的单体建筑内向而收敛。西方建筑则更具有一种“雕塑”之美，本身就是完然具足的，雕塑感很强，外向而放射，几乎每座不同，争奇斗胜，突现自己。中国的建筑重在创造一种群体的内在意境之美，比较含蓄，更多潜化之道；西方则重在创造单体建筑的外在形体之美，比较张扬，更多震撼之力。

就建筑和群外的自然而言，中国建筑不强调突出自己，所以尽管在围墙内部各建筑势态干戈相向，群外却趋于平静，故深山之古寺应曰“藏”，而不会筑成欧洲的城堡。中国建筑主动地把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另一方式的对自身的肯定：寺既藏于深山，寺也就成了深山的一部分，“托体同山阿”，更加辽阔，更加不朽。

西方建筑则不然，它借助于墙和屋顶，形成一个自足自立的存在，它是放射的，以不凡的形象高傲地鄙视自然。在欧洲城堡里常常会耸起一些高高低低的塔楼，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外张望，生怕人们忽视了它们。欧洲建筑不重视与自然的渗透调和而更看重与自然的对比，人的力量显示得更加突出。

(摘编自萧默《从中西比较见中国

古代建筑的艺术性格》)

材料二：

在中国和西方旧石器时代，先民们为了谋求基本的生存空间而促进了住宅的营造，最初出现的住宅都是用树枝和泥土搭建而成的树枝棚和洞穴。《墨子·辞过》说：“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房屋的起源及其发展”中也说：“有些人便开始用树叶铺盖屋顶，有些人在山麓挖掘洞穴，还有一些人用泥和枝条仿照燕窝建造自己的躲避处所。”“巢居”和“穴居”的进一步发展，即是中原大地上出现的干栏式建筑和木骨泥墙的地面建筑，以及欧洲大陆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蜂巢形石屋、树枝棚屋、帐篷、长方形房屋等。据考古发掘和复原研究，这些住所在空间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例如，规模都很小，形状都是圆形和方形，构成方式以“单间复合式”和“多间集中式”为主。

然而，中西传统居住建筑也存在不同。中国住宅多数以院落式布局为主，通过廊或廊庑连接室内空间形成整体，空间组织讲究主从关系；而西方住宅多数以独立式布局为主，通过大厅等连接室内空间形成整体，空间组织注重序列关系。

中国住宅发展到周代，院落式布局已经基本形成，此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院落式布局由一座座单体建筑、廊或廊庑、围墙围绕着中心院落，在平面

方向上向四个方位扩展和延伸的组群形式，造就了一种使建筑物依存于大地的感觉。其中，单体建筑作为室内空间的载体，一方面以一定的组织方式，成为建筑组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每座单体建筑都具有完备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

西方住宅在初期布局上，也曾使用以庭院为中心周围布置房屋的形式，如古希腊的庭院式住宅、古罗马的中庭式住宅。但古罗马也创造了公寓式住宅，并呈现出由中庭式向公寓式住宅发展的趋势。自古罗马以后，西方住宅很快倾向于独立式布局，即把原来离散的单体建筑合并起来，组合成独立式住宅，不断追求巨大的建筑体量和内部空间，从中世纪的城堡，到文艺复兴的府邸和别墅，再到古典主义的府邸大多如此。室内各种房间，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房间，通过“大厅式”“楼梯厅式”“长廊式”“连列厅式”等把水平与垂直方向上的各个房间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室内空间系统。

(摘编自詹和平《中西传统居住建筑室内

空间设计比较》)

浸种：一夜春雨涨堂前，万木生芽迎句芒

　　南宋楼璹(shú)的《耕织图》是“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被誉为“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相传元代程棨临摹时，给每幅图加留了空白，并在空白处用小篆题写了楼璹的五言八句律诗，通过图形说明与文字描述的结合示范，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传播和农耕文明的传承。

“耕图二十一”画面中一座简明整洁的农舍，门外草木生发，屋前溪水潺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三名男子看年纪似祖孙三代，正相互配合为这一年的耕作准备谷种：左侧的男子挽起裤腿立于溪水中，伸出双手正欲接过装满谷种的竹篮；中间的男子立于岸边，将手中的竹篮递出；右侧的老者拄着拐杖，好似在叮嘱浸种的注意事项。溪水中已有两篮浸泡着的种子，并排着，竹篮上面还放着增重的石块，以便让种子充分地浸泡在溪水中。

耕图二十一首·浸种

【宋】楼璹

溪头夜雨足，门外春水生。

筠篮浸浅碧，嘉谷抽新萌。

西畴将有事，耒耜随晨兴。

只鸡祭句芒，再拜祈秋成。

画面的右侧是楼璹的诗，诗的首联与颔联是对画面内容的陈述：一夜春雨过后，溪流上游水量充沛，门外的溪水也涨了起来；农户们把装有种子的竹篮浸入清浅的溪水中，浸泡后的种子就会萌发出新芽。诗的颈联和尾联则结合农时要求、农具选用、农俗文化等对画面进行了补充说明：立春意味着今年的农事即将开始，农户们清晨就要早起带着犁等农具到田里整地，出发前还要杀一只鸡祭祀春神，以祈祷秋日的丰收。

浸种(乾隆和诗)

谷种如人心，其中含生生。

韶月开初律，向阳草欲萌。

三之日于耜，东作农将兴。

筠筐浸春水，次第宛列成。

画面左上方是乾隆题写的和诗，前三联都是陈述和解释“浸种”的背景和意义：谷种如同人们内心的美好愿望，寄寓着一年的收成和生计；韶月(立春)开始进入新的一轮二十四节气，朝阳的草将要发芽；农历正月一过就要拿耜(即“犁”)开始准备今年的农事了。尾联则以白描的方式强调了画面重点：装满种子的竹筐浸入溪水，一个挨着一个整齐地排列着。

祭“春神”祈秋收

“只鸡祭句芒”中的“句芒”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主管草木生发的“春神”。《礼记·月令》中记载：“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表明句芒为孟春之神。又据《吕氏春秋通诠》记载，孟春即春季的首月，具体指立春至惊蛰期间。其间冷空气开始减弱，气温逐渐回暖，有利于种子的萌发。

人们在立春祭祀句芒，举行迎春仪式。对“春神”的祭祀，远在周朝时就有，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而杀鸡祭祀的由来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鸡是一种神兽，具有驱邪祛病、祈福祝祷的作用。因此，在祭祀活动中，鸡常被当作祭品。

楼璹的诗由民间采风而成，其中记录的农俗皆是民间认可和采用的活动形式。古代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农户们在立春之际杀鸡祭祀句芒，以求风调雨顺、秋日丰收。

农时不候　浸种有讲究

1把握农时。宋代浸种的时间是在二月立春前后。陆游就曾写下诗句“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这段时间如果是夜雨昼晴的天气，就能保证种子发芽所需的湿度和温度，因此画中题诗首句即言“溪头夜雨足”。

2巧用农具。浸种使用的农具是特制的竹篮，是一种用竹子紧密编织而成的篮筐，侧面看几乎没有孔洞，种子不会漏出，但水能够进入篮中，又有较好的透气性。使用时，以竹篮盛放种子浸于清浅的水中，并在竹篮上压一块大小、质量合适的石块，从而确保种子在浸泡过程中，既能与水充分接触，又有充足的氧气。

3科学原理。禾本科植物的种子会休眠。干燥的种子含水率通常在15%以下，生理活动非常微弱，处于休眠状态。浸种是让种子从休眠状态复苏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浸种，待种子吸收水分后，种皮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也会随着水分进入细胞，促进种子中的酶活化，增强胚的呼吸作用。胚乳贮藏的不溶性物质逐渐转变为可溶性物质，并随着水分输送到胚部。当胚获得水分、能量和营养物质后，在适宜的温度和氧气条件下，细胞就开始分裂、生长，胚根首先突破颖壳(谷粒外部的干燥鳞状的保护壳)发芽。

可见，要使种子萌发，首先必须使它吸足水分，至少要吸收相当于自身质量15%～18%的水分才能开始发芽，吸水量达到自身质量的40%时才能正常发芽。浸种所需要的时间与种子的谷壳厚薄、透水性强弱、浸种前种子的含水量以及浸种时的水温等相关。籼稻吸水较快，粳稻吸水较慢；种子含水量低的吸水较快，含水量高的吸水较慢；温度高时吸水较快，温度低时吸水较慢。

目前，随着我国现代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传统浸种催芽的法子逐渐被取代，但《耕织图》中对浸种这一环节的农时把握、农具巧用以及技术细节的描述，依然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水稻种植技术的先进性。

(摘编自《基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的农耕文化研究》)

　　材料一：

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的山水眼光，进而用这种眼光观看我们周围的真山真水。什么是山水的眼光?中国画家画一座山，通常先在山脚下住一段时间，在山腰又住一段时间，山前山后来回跑，又无数次登上山岭远望，最后整座山了然于心，待要画时，和盘托出。一画之中，山脚与山体俱见，山前和山后齐观，巅顶与群峦并立，这就是所谓的“高远、深远、平远”。不为透视所拘，不受视域所限，山水草木一例相看，烟云山壑腾挪反转。古人把这种方法称为饱游而饫看，游目而骋怀。山水眼光是一种不唯一时一侧的观看，更是将观看化入胸壑，化成天地综观的感性方式。

山止川行，风禾尽起。中国人的内心始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山水依恋。何谓“山”?山者，宣也。宣气散，万物生。山代表着大地之气的宣散，代表着宇宙生机的根源，故而山主生，呈现为一种升势。

何谓“水”?水者，准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相对山，水主德，呈现为平势、和势。正是这种山水之势在开散与聚合之中，在提按与起落之中，起承转合，趋背相异，从而演练与展现出万物的不同情态、不同气韵。

山水非一物，山水是万物，它本质上是一个世界观，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综合性的“谛视”。所谓“谛视”，就是超越一个人瞬间感受的意念，依照生命经验之总体而构成的完整世界图景。这种图景是山水的人文世界，是山水的“谛视”者将其一生的历练与胸怀置入山水云霭的聚散之中，将现实的起落、冷暖、抑扬、明暗纳入内心的观照之中，形成“心与物游”的存在。

多年前，我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欣赏北宋郭熙的《早春图》。我在这里看到一片奇幻的山壑被一层层的烟云包裹着，宁静而悠远，峻拔而生机勃勃。这是早春即将来临之时的山中景象——冬去春来，大地苏醒，山间浮动着淡淡的雾气，传出春天的消息。

看着这幅画，如行游在山下山上、山前山后的风景之中。我们可以在这些景色中与天地相往来，这就是中国绘画，这就是中国山水。在我们眼前打开的不是一个镜头，而是使我们的身体在这里穿梭往还、使我们的心在这里吐纳元气。这就是与西方绘画和摄影作品全然不同的中国绘画。

在这些生动苍润的描画之中，我们还感受到了笔和墨的美，这种美最能体现山水的形神。正是这种“戏墨”的方法最自由也最有效地把我们带入对“象”的体察之中。“象”，既不是自然对象，亦非纯然意识里的心象，而是在自然对象与纯然意识之间的辽阔无际的间性世界。我们在这种“象”的体察中，走进了中国绘画的世界，走进了诗意栖居的世界。中国绘画让我们获得体象的诗意、生命的诗意。

在宋代，还有一类文人画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大诗人苏轼。苏轼第一个提出了“文人画”术语，以应对画院的专业画家。他写道：“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他在绘画的题写中多次题道：“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作为诗人，苏轼对绘画强调天机，强调诗心独创，但他并不贬低“艺”的重要性，极重视有道有艺，道艺结合。他写道：“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

宋代著名文学家、画家黄庭坚诗言：“一丘一壑可曳尾。”“曳尾”指《庄子·秋水》中的那只乌龟在泥沼中自乐。一丘一壑，则是寄情山水。人在山水中自足自乐，表现出传统文人尤其是隐居文人的纯粹与高尚。一丘一壑虽有限，却以某种坚固的深度唤起恒远的积极思想，赋予人以自足自乐的充盈，以及“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无名之志。这直接构成了山水世界的无边容量与意涵。宋韵的根蒂究竟在哪里?南宋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言有尽，意无穷，或者说用有限的言抒发无穷之意，就是宋代诗画要达到的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与评论家所悉心追求的蕴涵。

材料二：

山水画的真正独立，似乎应在中唐前后。随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宗教意识的逐渐衰淡，人世景物从神的笼罩下慢慢解放出来，日渐获有了自己的现实性格。正如人物、牛马从宗教艺术中分化出来而有了专门画家一样，山水、树石、花鸟也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被抒写赞颂。

审美趣味和美的理想由具体人事转到自然山水，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它是历史行径、社会变异的间接而曲折的反映。与中唐到北宋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地主士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异。自然对象特别是山水风景，作为这批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士大夫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他们生活的时代既不再是在门阀士族压迫下要求奋发进取的初盛唐时代，也不同于六朝贵族的掠夺开发时期。他们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一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的心情、思绪和观念。

不同于少数门阀贵族，经由考试出身的大批士大夫常常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这样，丘山滨塞、野店村居倒成了他们的荣华富贵的一种心理需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这种社会阶层的特征也相当清晰地折射在中国山水画上。人与自然那种娱悦亲切和牧歌式的宁静，成为它的基本音调。　　与现实生活相适应的哲学思潮，则可说是形成这种审美趣味的主观因素。禅宗从中晚唐到北宋愈益流行，其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千秋永在的自然山水高于转瞬即逝的人世奢华，顺应自然胜过人工造作，丘园泉石长久于院落笙歌……它们构成了中国山水画发展成熟的思想条件。

材料一：

在传统诗词中，“浊酒”是一个频繁出现而让人难以忽视的意象。何谓“浊酒”?它有哪些意蕴呢?

农耕时代，人们开始用谷物酿酒。这种用黍和稻等糯性较高的原料，经过蒸煮，加曲发酵，最后压榨酿造的谷物酒，呈黄色，看上去较为浑浊，因此被称为“浊酒”，浊酒的酿造工艺简单，相对寡味，一般百姓家庭即可酿造。与“浊酒”相对应的则是“清酒”，它选用小米、玉米等黏性小的粮食酿制、蒸馏而成，色泽相对清透，酿造工艺复杂，醇香甘洌，通常为贵族享用。

《周礼》是较早记录“浊酒”的典籍，其中的“五齐”就是“浊酒”。随着时代发展，更多的文化意义附着于酒，最后形成一种酒文化，众多文人也参与到酒文化的构建和推介过程中。浊酒作为一种意象，比起清酒更代表一种大众趣味和平民气质，诗歌中的“浊酒”也更为读者所熟悉，因此诸多带有“浊酒”意象的诗歌成为文学经典而被广泛传播。

最早让“浊酒”一词为人们所重视并不断引用的，应该是东晋陶渊明。他第一次进行大量以饮酒为主题的诗歌创作，使“浊酒”被赋予了极强的精神内涵，其“浊酒”展现着平淡真淳、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于是，“陶令酒”等隐含着浊酒意味的名词成为渊明精神的化身。如“千载订交陶令酒，一编结伴乐天诗”[李汝振《再答荫伯来诗二首(其一)》]，就诉说了对陶氏风神的倾慕。

唐代以后，“酒”的意象更加频繁地进入诗文之中，渐渐成为一种表达个人情绪的独特依托。李白最喜用酒的意象，比如“金樽清酒斗十千”。“清酒”不仅彰显出李白张扬奔放的生命力，还体现了他浪漫豪迈的人生态度和诗学风格。但诗人们更喜欢以“浊酒”来表达经历困境后孤苦郁闷的情绪。比如杜甫，浊酒与其辗转飘零的生命境遇相交融，情感蕴涵发生了变化。他酒杯中更多沉潜的是漂泊之苦、家国之悲。对杜甫来说，浊酒不仅是情感排遣物，更像穷困潦倒、颠沛流离时互知心事的患难友。他的名作《登高》，就写出了晚年的落寂与困顿。

清酒和浊酒都可以表达个人情绪，但浊酒被赋予了一层沧桑的意味，这份沧桑遒劲的厚重，正是诗人忧国忧民之思的蕴蓄。杜甫的“潦倒新停浊酒杯”和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浊酒”与杜甫“诗史”的定位，与他悲天悯人的思想和忧世伤生的心绪正相匹配。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与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相得益彰。

杜甫与范仲淹的诗词基本形成了诗人通过“浊酒”表达家国情怀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后世得到继承。如近代秋瑾“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表达的就是她希冀各位有志之士群策群力救国图存的家国情怀，这“浊酒”，体现了诗人对家国的深沉情感，表达了其大济苍生的匡时抱负。

中国诗酒文化中的“浊酒”意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生相伴，个人命运的坎坷，国家命运的起伏，都透过诗歌中的“浊酒”意象得以呈现，个人情绪和家国情怀在一壶“浊酒”里相逢，酝酿发酵，形成沉郁顿挫的诗文风格和深厚凝重的家国情怀。而文学作品也以“浊酒”为纽带，形成一种经典的中国美学风格，传承至今，影响深远。

(摘编自陈勋、王洁群《为何是“一壶浊酒”》)

材料二：

写酒的古诗文中，情感蕴含最丰富、使用最频繁的意象非“浊酒”莫属。

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被视为浊酒的“醴”，如“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酒”指清酒，“醴”即色浊味重的甜酒，二者用于接待宾客和祭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西汉，邹阳《酒赋》中曰：“清者圣明，浊者顽騃……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酒之清浊在被赋予政治意味时，也有了贵贱之别。曹魏时期，有以“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的称呼。

存世诗文中，“浊酒”最早见于魏晋之交时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嵇康将“浊酒”“弹琴”并举，意在表达傲世避俗之志趣。后人仰慕魏晋风流，文士表达风流自赏时，亦以琴酒为标物。因“浊酒”只是竹林名士言说志趣的媒介，并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所以嵇康之浊酒在后世并未产生经典化的影响。

自杜甫的《登高》出世后，浊酒成为后世诗词曲抒写风尘旅思、家愁国恨的常用意象，首先要归因于杜甫的文学地位和文化影响自宋以后日趋走高；其次，也与杜甫《登高》一诗在明清时备受关注和推崇有关。虽然学人对其尾联评价不一，或讥其卑弱，惜其板对，或曰“结凄壮”(何焯《义门读书记》)，但这种争议客观上更加扩大了诗句的流传和影响。

(摘编自洪迎华《说“浊酒”：从叔夜、陶令到杜甫》)

　　材料一：

《论语·阳货》载孔子教导学生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是一个对学生有很高期盼的教育家，他在说出“兴观群怨”与“事父事君”的大道理后，为何突然加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历代学人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释义不外乎如下几类：第一，以清代学者刘宝楠为代表，他们认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具有实用性：“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第二，以现代学者钱穆为代表，他们认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能涵养心性：“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第三，以杨伯峻为代表，他们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只作字面解释：“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西方诠释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认为：“我们必须首先通过客观的和主观的重构使自身与作者等同。”我们必须通过自然物所属的历史的整体生命的认识，或者与其相关历史的认识才能理解作者的理念。例如，现代人知道大雁是一种候鸟。《水浒传》中宋江看到大雁却感叹：“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空中遥见死雁，尽有哀鸣之意，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此禽五常足备之物，岂忍害之!”作者借宋江之口解读的大雁，与我们今天以自然科学的态度认识的大雁相距甚远。

费孝通对人类给事物命名有过深刻的认识：“事物是客观存在，但我们人类、我们科学家要去认识它，使它概念化。”概念化，即是给事物以“名”，事物本身为实，名是代表实的。这就是说，人类给事物命名，就包含着人类去了解事物本身，开始对事物加以控制，为我们人类服务。孔子非常重视名的作用，名与其所代表的实相符，表明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反之，社会就会处于无序状态。孔子重视事物的名，掌控事物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人与物关系的和谐。

我们根据孔子表达思想的方式来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讲的是人与自然物的关系，“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实际上讲的是学诗可以从“兴观群怨”四个方面调整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身心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指人类在掌控自然物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

因此，在揭示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文化意涵的基础上，我们对孔子论学诗作一完整的理解，就可以得出学诗有三个方面的功用：个人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摘编自刘季东《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

文化意涵——兼论<论语·阳货>

篇孔子诗教的思想旨归》)

材料二：

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实归根结底，这些名字还是通过汉字来记录的。熟习汉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我们熟悉的“草”字，在《说文》里写作“艸”，相当于“草”上面的“艹”头。而《说文》中的“草”则是另一个字：“草，草斗，栎实也。”“草斗”就是“栎实”，即栎树的果实。虽然《说文》中“草”与“艸”有分别，但其他古书中出现的“草”跟“艸”是一个意思。可见，用形声字“草”代替象形字“艸”应该是在相当早期就发生的事情了。

……

　　“木”的上方结出穗来，就是农作物“禾”了。《说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禾二月生，八月熟，二月居春季之中，八月则居秋季之中，历经夏季，于季节恰到好处，所以说是“得时之中”。四季与五行相应，木为春，金为秋，禾春生秋死。《说文》此处其实是以“和”解释“禾”，取其中和之义。

　　“木”字根茎齐备，于是在其基础上衍生出两个在中国传统中相当重要的表抽象概念的字，就是“本”和“末”了。

“本”，是在“木”字的下端画一标记，表示木的根部；“末”，是在“木”字的上端画一标记，表示木的顶部。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上面一般都是好的、高级的；下面则是不好的，低级的。“本”“末”则恰恰相反。因为植物是由下向上生长的，而且最下端的根部在植物的生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本”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末”则是微不足道的。

“本”是发展的根基，有了“本”，才能在其基础上拥有更多，所以古人有“君子务本”之说。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旨在说明孝悌是仁爱的根本，有了孝悌的品德，才可能成为仁人君子。扩而大之，则无论修身立德，还是做任何事情，都应看清形势，抓住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则不必太在意。若没有看清形势，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就必然会导致失败。

(摘编自王铁钧《汉字的故事》)

对话微积分

问一：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微积分”吗?

答一：不妨这样说，“微分”是将连续的整体分解成无限小的组成部分，而“积分”则是将许多细小的部分重新整合为一个整体。

问二：微积分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答二：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微积分是研究“变化”的数学。更准确地说，它研究的是“连续变化”，包括天体运动的“连续变化”。

问三：有人说，微积分起源于人们对星辰、月亮和太阳的痴迷，这种说法正确吗?

答三：我想反过来问问你，为什么天体会成为人类最早数学化的对象?

问四：我认为答案有两部分：第一，某些天体的运行显然有规律可循；第二，那些规律能够被可靠地观测到。

答四：我想你说得对，天体运动呈规律性，运行速度缓慢，而且肉眼可以观测到。因此，人们可以绘制图表并记录下来。微积分正是在追寻行星运动规律的探索中萌芽的。

问五：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重要人物，好吗?

答五：首先是阿基米德。曲线是研究“变化”的重要内容，而他是第一个描述这种“变化”的人。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对“无穷”的驾驭。

问六：他驾驭“无穷”的方法，就是巧妙地将物体拆解再重新组合，从而为微积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可以这样说吗?

答六：可以。动画人物史莱克光滑的肚子或喇叭形的小耳朵，是计算机利用无数个微小的多边形建构起来的。外科医生使用相同的技术来预测整形手术的结果，运用阿基米德的思想，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真正有效的“手术模拟”。

问七：那古典时代之后的人物呢?

答七：接下来是开普勒。他对宇宙规律抱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看法，认为自己正在发现上帝用来创造宇宙的神圣几何。哥白尼提出了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设想，开普勒则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

问八：你对开普勒的描述，我很感兴趣。数学神秘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答八：这是一个贯穿整个数学发展历程的主题。人们认为某些理论之所以优美，或许是因为这种美感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启示。这种启示无疑对爱因斯坦最有效：最美的相对论版本最终被证明是最好的。数学之美与真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问九：美能指引我们发现真理吗?

答九：遗憾的是，并非总能如愿。但有时可以。

问十：在纯数学领域，人们往往强调优雅，而优雅或多或少等同于简洁。只要人们继续把美和简洁联系在一起，并始终渴望简洁能够对应事物的根本，那么美依然会是探寻真理的指路明灯。是这样吗?

答十：或许是这样。开普勒认为行星的运行轨迹应该是一个圆，因为圆形是最简单、最完美的形状。然而，行星并非严格地沿着圆形轨道运行，他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解释这一点。

问十一：真理就是近似于美?

答十一：不知道。开普勒最后证明，行星运行轨道是椭圆。这个纯几何学中的简单形状，竟然揭示了行星围绕太阳的运行轨迹。观测数据与理论完美契合，开普勒是对的!他认为“上帝会运用几何学”，这一偏见似乎得到了印证。而且，这个答案如此简单。

问十二：接下来，会有另一个简单的“真理”吗?

答十二：另一个同样简单的“真理”是伽利略的发现：物体在空中抛掷后的轨迹呈抛物线形状。理论上来说，篮球的投篮轨迹也呈抛物线状。然而，由于恼人的空气阻力，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现实世界……总是近似于美。

问十三：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沉浸在完美的理想世界中，探究事物“本应如此”的状态?

答十三：伽利略选择了后者。如果说完美的抛物线弧线是一种“谎言”，那么伽利略常常选择这种“谎言”，他选择看到事物的理想状态。

问十四：随后，应该是牛顿横空出世吧?

答十四：牛顿为当时已知的所有地球和天体运动提供了一致的解释，让我们看到：自然是有逻辑的。而在他之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人们说牛顿“发明”了微积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牛顿将前人已知的知识系统地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体系。牛顿成就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将微积分变得非常机械化，人们甚至不需要理解就能进行运算。遗憾的是，这恰恰是许多学生学习微积分的常态。

问十五：微积分的应用极其广泛，但它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答十五：确实如此。人们曾经相信，只要能准确测量宇宙中所有粒子初始时的位置和运动速度，就能准确推断出它们此后每时每刻的运动轨迹。事实并非如此，微积分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问十六：费曼有句名言：“微积分是上帝的语言。”你是否同意?

答十六：这么说并非没有道理。很多人会说“数学是宇宙的语言”，但更准确地说，微积分才是宇宙的语言。从原子到星系，所有我们研究过的领域，背后都有微积分的影子。

(摘编自《在无限与变化之间：一场关于微

积分的深度对话》)

材料一：

汉字形体的构造蕴含中华民族的智巧，也常常具有字符音义之外的深意，发挥超越语言的表达功能。这是汉字区别于拼音文字的重要特点，更是汉字文明与中华文明独特性的突出体现。

汉字隶变之后，原始的象形性、图画性减弱，但起源阶段“依类象形”的独特属性，早已深深烙刻上民族文化心理，影响着国人的汉字认知心理和使用习惯。人们常常基于字形与事物外形的相似性，描摹形状，譬况事物，激活汉字的原始象形功能。例如，《诗经·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其中“杲”表明亮，用“日”在“木”上的字形，描摹雨后初晴时，霁日挂枝头之景，栩栩如生。如果说“杲”字在以形表意的同时还兼表语义，那么汉字对语言功能的超越，更突出地表现在纯粹以字形关联客观事物的用法。例如，汉乐府诗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里的“田”不记录“农田”，仅因字形近似于有纹路的荷叶，故以“田田”描画莲叶茂盛相连之状。又如，扬州有座竹林庭院名为“个园”，以“个”命名，取其字形像竹叶之貌，趣味了然。

汉字的构件本来是不能独立表达语言意义，也不能独立在语言链中使用的。如果出现构件或部件独立表义和独立使用的情况，就属于对一般语符功能的超越。例如，学者冯友兰曾赠友人金岳霖寿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字由“八十八”三字组成，“茶”字由上部两个“十”和下部“八十八”组成，相加为一百零八。“米”非指语词“大米”，“茶”亦与“茶叶”无涉，指称老人高寿的实意隐于字内构件，颇为典雅蕴藉。

汉字对语言功能的超越还体现在通过字形常规样态的改变以传递特殊含义。汉字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构件、笔画在二维平面上的放缩增减、重新组合，可以幻化出许多不同形态，这在网络语境中的应用格外广泛。汉字构件拆分后占多个字位，视觉上横向拉宽了整字宽度，这样不仅可象征体型变宽，如“每逢佳节‘月半’三斤”；也可隐喻时间维度上的缓慢，如“体验成都‘忄曼’生活”。

在艺术设计中，汉字形体的变异具有独特审美价值，也能表达特殊含义。例如，中国美术学院的校标既像少了左右两竖的“国”字，又似抽象的“美”字，寓意国美无边。“国”字以形体变异的非语言手段，传递了丰富的人文信息，寄寓匠心，意蕴深厚。又如，在反腐倡廉的主题海报中，汉字形态通过多样变化，传递深刻内涵：或将“腐”倒置，表“反腐”之义；或“贪”增横笔使“贝”变“囚”，表示贪一笔即沦为阶下囚；或“廉”“腐”各取半边合为一字，蕴含辩证哲理，廉腐仅一线之隔，要守好底线、警钟长鸣。

(摘编自李晶《寓意于形　形神兼备——谈汉字对

语言功能的超越》)

材料二：

汉字思维具有意象性、诗意性、体悟性等审美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用“三美”概括汉字之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各体汉字作为一门艺术，成为中国园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通过诗性品题赋予园林以思想，成为中国园林构园设景的灵魂。“灵魂”的核心内容，大多源自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元典”，即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六经与诸子著作等。历史文化学者江林昌认为，这些民族文化元典，“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色……最终积淀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园林代代相传的血液基因，也成为中国园林的精神主轴。

比如，颐和园的园名中，“颐”是《易经》中的卦名，《尔雅·释诂下》“颐，养也”，指天地依时养育万物，圣人也应当根据自然和社会的规则养其德以养万物、贤者和百姓，颐和园中处处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再如，苏州沧浪亭题咏，采自《楚辞·渔夫》中的“沧浪歌”，北宋诗人苏舜钦于水边建亭修园，将自己无罪被黜的政治愤懑写入其中。同时代的诗人杨杰深谙其意，写有《沧浪亭》诗云：“沧浪之歌因屈平，子美为立沧浪亭。亭中学士逐日醉，泽畔大夫千古醒。醉醒今古彼自异，苏诗不愧离骚经。”这样，中国园林空间同时也成为承载中华文化元典的“精神空间”。

在园林中，汉字与其他物质元素共同营造出“意境美”。汉字不仅是一种符号，有着很强的画面感，更饱含文化底蕴，与中国诗文联系在一起，使得汉字意境表达更为丰富。美学家宗白华曾言：“一切艺术的境界，可以说不外是写实、传神、造境：从自然的抚摹、生命的传达，到意境的创造。”中国园林作为“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追求的是“有诗有画”的意境，因此，汉字就成了最好的媒介，用来沟通人与物、人与境。毕竟，没有思想的山水、建筑、花木，只是拼凑起来的形式美构图，不能称之为“艺术”。

　　源于象形文字的中华汉字，积淀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智慧。中国园林中，还有一种名为“敬字亭”的建筑，又称“惜字亭”，专门用来焚烧带字的纸，提醒我们敬畏汉字、爱惜汉字，写过字的纸不可乱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在中国园林中，汉字无疑是“最中国”的!

(摘编自赵江华《中国园林中的汉字精神》)

材料一：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人并不是作为傲慢的审美主体来面对似乎是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而是如宗白华所说的，跃入大自然的节奏里去“游心太玄”，去与自然万物相感相遇。因此，文人建造的书房通常外连竹林溪流，内设砚山蒲石，以期在真山水与假天地之间妙合无垠，神与物游。书房外的景物如何，是一间书屋是否称得上是“理想书斋”的关键。明代李日华的六研斋，张岱的梅花书屋等都是文人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使书房外接天地来增添书斋的美感和意境。

中国人历来追求在天地四时的变化中寻道、悟道。一间雅致的文房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空间，而是一个随四季变迁、天候转换而调整陈设与布置的动态空间。挂画是能应天时的重要物件。明代书房的挂画大概率是会随季节、气候、时令更替的，按月令悬画的书房绝不是冰冷的、被物欲堆砌的静态空间。二月悬起的山茶、七月张贴的芭蕉、九月挂着的枫林、岁末展开的腊梅与窗外的景色呼应着、启发着，整间书斋活生生、活泼泼地被时间流淌而过。明代书房的花木布置，如同悬挂的书画一样，其最显著的特点也是随季节变化而更替。《长物志·花木·盆玩》中就有要将花木在合适的季节移至案几上培养的建议，如“(水仙)冬月宜多植……取极佳者移盆盎，置几案间”。

在明代各文人对书房陈设的阐发中可见其“返璞归真”的设计审美原则，如李翰《琴棋书画人物屏》中曰“求其志也。材不斫，全其朴；墙不雕，分其素”，李渔《闲情偶寄》中曰“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等等。明式书房家具的制作原则是不尚雕琢的，比起人工的造作，明人更能“去伪存真”地欣赏木材原本的颜色和纹路。在“返璞归真”的审美理念下创造的书房，能在一种复归于自然的状态中帮助文人忘己、忘是非、忘成败，从而摆脱尘世对心灵的一切束缚，实现天人合一。与西方的逻辑分析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强调通过体验来感悟事物，追求内心与外界的和谐统一。一间真正的中国书房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物质空间，更是连接“天”与“人”、崇高与俗世的桥梁，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的具象体现。

(摘编自莫哲琼、王奕雯、季铁《时间、空间与道德：

明式书房中的“天人合一”》)

材料二：

问一：我们通常认为，书房是承载文人精神活动的空间，这种精神性的界定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答：我们现在去看书房，首先还是跟藏书有关，因为书房得有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发生在书房里的活动，早期书房的功能就是教书、读书、写书，这是最主要的功能。先秦时期，书房跟私塾紧密相关，那时候书的形式是竹简，体量是非常大的，假如说这个书房是用来存放竹简的，那么我想这不会是一个小空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当然这也没有太多的材料去证实，只是推测。或许有没有可能藏书跟书房是分开的，就是说要读哪一卷书就拿哪一卷书，它会有一个功能上的空间划分。

书的形式的变化，关乎书房体量的变化。当纸开始普遍应用之后，最先出现的纸书是卷子书，或者叫手卷书，从汉至隋唐，主流的书籍一直都是卷子书，而不是我们后来讲的函册书。卷子书的存放方式与函册书不同，因此也决定了书房内书架、格局的不同。至于这些书籍的形式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节点发生变化的，不好明确下判断，但可以从文献里找到一些线索，比如在杜甫的时代还在使用卷子书，因为他有一句诗叫“读书破万卷”，这个“卷”就是指卷子书。

我们很容易去狭义地理解书房，认为它只是一个室内空间，但其实不一定，很多书房其实是在室外的，在园林中的，比如草堂，像是唐代的卢鸿草堂、杜甫草堂。还有一方面经常被忽略，就是很多寺庙、道观都有藏经阁，收藏历代佛家经典和道藏著作。所以书房只能用功能来定义，没法用一个绝对空间去定义。

问二：你提到园林中的书房，怎么理解?雅集的演变是否也与此有关?

答：中国一直有山水文化，由山水文化又衍生出园林文化，文徵明所画的《真赏斋图》表现的就是苏州的大收藏家华夏的书斋，书斋在园林之中。中国书房会有一些固定陈列，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会有屏风、案几、文房，还有一些博古的器物，文人很喜爱投壶运动，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投壶，当然还会饮酒、焚香等等。这些活动很多是在室外完成的，比如赏画，通常认为是在室内进行的，其实不一定，它也可以是开放性的，在园林中进行。宋画中经常出现一个场景，就是挑竿赏画，这就是在室外几人一起赏画的情景，在画作拖尾的部分会留出给这些人写观后感的地方，也就出现了很多题跋。这些其实都是雅集场景。

明代的雅集已经非常普遍了，但在清代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扬州城的一些雅集，不再是完全由文人参加，而是开始有商人加入，扬州有“二马”，即马曰琯、马曰璐两兄弟，是侨居在扬州的大盐商，非常有钱，赞助了很多扬州画派的画家，也收古画，因此也成了当地很重要的文化人物，尽管身为商人，他们既藏书又出版书。他们的书房很有名，叫小玲珑山馆。但早期政治人物是不喜欢商人的，到了宋元明时期文人也不喜欢商人，到了清中期商人开始介入雅集，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

(摘编自《专访尹吉男：文人书房的功能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