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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所谓建筑的外部空间，就是建筑外墙以外建筑群之间的空间。如果有包围整个建筑群的围墙，一般就指围墙以内的范围。如果没有围墙，那就指从视觉而言建筑群的影响范围。

中国人有特别强的群体观念，很早就发展了群体构图的概念：建筑群以院落的形式横向伸展，占据很大一片面积。中国建筑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各个构图因素有机组织起来，包括各单体之间的烘托对比、院庭的流通变化、空间与实体的虚实相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形成总体上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渲染出强烈的气氛，给人以深刻感受。因此，欣赏中国建筑，不仅要欣赏某座建筑单体的造型，欣赏它的体、面、线的变化，欣赏内部空间所营造的气氛以及装饰的运用，而且要以更宏大的目光，着眼于欣赏建筑群的整体处理，包括单座在群中的作用，单座与单座的关系等。可以说，“美在关系”这句话在中国建筑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像紫禁城这样巨大、复杂而表现出极高水平的建筑群体构图，在别的国家是极为少见的，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最高典范。西方建筑的出发点是面，完成的是团块状的体，具有强烈的体积感。欣赏西方建筑，就像是欣赏雕刻，它本身是独立自足的，人们围绕在它的周围，其外界面就是供人玩味的对象。在外界面上开着门窗，它是外向的、放射的，欣赏方式重在“可望”。

中国建筑的出发点是线，完成的是铺开成面的群。以绘画作比，群里的廊、墙、殿、台、亭、阁以及池岸、曲栏、小河、道路等，无非都是些粗细、浓淡、长短不同的“线”。中国的建筑群就是一幅“画”，其外界面是围墙，只相当于画框，没有什么表现力，对于如此之大的“画面”来说，人们必须置身于其中，才能见到它的面貌，所以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筑围绕人。中国的建筑是内向的、收敛的，其欣赏方式不在静态的“可望”，而在动态的“可游”。人们漫游在“画面”中，步移景异，情随境迁，玩味各种“线”的疏密、浓淡、断续的交织，体察“线”和“线”以外的空白(庭院)的虚实交映中所展现的全“画”的神韵。

就像中国画中任何一条单独的线，如果离开了全画就毫无意义一样，中国建筑的建筑单体一旦离开了群，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根据。太和殿只有在紫禁城的庄严氛围中才有价值，祈年殿也只有在松柏浓郁的天坛环境中才有生命。中国建筑的空间美，不如说主要存在于室外空间的变化之中。就建筑单体而言，室外空间是外部空间，但就整个建筑群而言，它又是内部空间。但这个空间只有一个量度——它是露天的。而且即使在水平方向，它也随时可以通过空廊、半空廊、檐廊、亭子和门窗渗透到其他内外空间，它的大小和形状都是“绘画”性的，没有绝对明确的体形和绝对确定的体积。这种既存在又不确定，似静止而又流动的渗透性空间，就是所谓“灰空间”，好像国画中的虚白和虚白边缘的晕染，空灵俊秀，具有无穷美妙的意境——“即其笔墨所未到，亦有灵气空中行”(高日甫《论画歌》)，“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筌》)。艺术家匠心所在，常常正是此无笔墨处。

(摘编自萧默《建筑的意境》，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建筑以单体建筑为出发点，先是构成一个具有组合功能的封闭的庭院空间，然后以庭院空间为基本单元，向纵横两个方向，尤其是向纵向(南北方向)加以发展，从而构成一个更大的闭合空间。一般较大的建筑群，如宫殿、寺庙等，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甚至民宅也采用了这种庭院空间的方式，北方的四合院就是典型代表。有的民宅，虽然是较小的单体建筑，但也会在其前后围护一个简单的庭院空间。所以，中国建筑美学的历史发展是以外部空间的组织为基本线索的，这一特征十分明显。中国建筑艺术空间表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从其中心点(往往是主体建筑)出发，向外扩展，形成丰富的外部空间。

一般的庭院是在民宅中常见的四合院形式，即把各种有着不同功能的单体建筑组织为一个闭合的庭院空间。它往往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沿轴线布置主要建筑，两侧以及其对面则为次要的建筑，然后再用围墙或者廊庑构成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闭合空间。

一般大型建筑往往由多重庭院空间组成一个更大的闭合空间。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城市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庭院空间，这个闭合的空间是由众多较小的庭院空间组成，而城市的主体建筑以及道路又把它们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严格的轴线对称和条块分割，使整个空间的分割有着明晰的序列性。

(摘编自余东升《中西建筑美学比较研究》，有删改)

材料一：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②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摘编自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科学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历史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多年来，时代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虽然已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真理，其影响跨越时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就在于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因其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同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愿望和伟大复兴梦想相呼应，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始终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其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

(摘编自《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明都在传承、演变、竞争与融合中形成关于自身文明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文明观。不同的文明观不仅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制度，而且影响着世界秩序的重塑。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需要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传承文明的气度，更需要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明观”。这一“新文明观”就是“和”“美”“与”“共”的文明观。

文明之“和”在于平等。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生存的土壤，源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与精神追求，包含着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每一枝“花朵”，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过贡献。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人为地贬损、拒绝和排斥不属于自身母体文明的另一种文明，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只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文明之“美”在于多样。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在人类文明百花园里，既有一种文明内部表现着不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传统的文明形式，也有不同文明体之间体现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和智慧的文明形式。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文明之树将根深叶茂。

文明之“与”在于创造。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一个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精神瑰宝。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无论是器物工具还是人文精神，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制度规章，不同文明体创造的精神财富，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文明选择。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为人类文明发展增添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文明之“共”在于包容。大海之所以“大”，因为有“海纳百川”的容量；文明之所以延绵亘古、历久弥新，因为有包容的智慧和精神。历史上，中华文明既向西方传播中国的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也从西方吸纳音乐、绘画、文学等文明精华。在中西文明的交流中，既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带动世界变革、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佳话，也有“西学东渐”、近代欧洲先进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视野的神奇。平等而多元多向的交流，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文化交融，使文明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使人类的精神生活精彩纷呈。文明交流互鉴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不同文明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包容交流互鉴中维护世界和平。

“和”“美”“与”“共”的文明观是多元平等、美美与共、包容互鉴、创新发展的整体文明观，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进步文明观。

(摘编自张乾元《以“新文明观”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有删改)

材料二：

文明的通畅交流，依赖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丰富交流，就中华文明方面来说，是依据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和而不同”的观念。

《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是单一性的重复，和是多样性的协和。不同事物的调和配合是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相同事物的单纯重复却不能生成。这种推崇“和”而反对“同”的主张，后来被孔子概括为“和而不同”的原理。这是一种真正的中国智慧，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和态度，为中华文明对于文明交流和文明多样性的态度提供了世界观的基础。

“和”是多样性的协和，它所具有的一般和谐或普遍和谐的意义，更在中国文明早期便开始发展。《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音乐的和谐作用，并期望歌乐的和谐能使人与神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理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追求。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族群的态度，在中国文明中也是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国文明世界观的典范。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

汉魏以后，佛教从印度东传进入中国，使得中国文化不仅吸收了佛教文化，而且在意识中明确了解到在中华文明之外存在着其他的高级文明。这使得中国人开辟了多元的文明视野，而且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始终是和平的。这样一个不同文明、多元宗教融合的传统，是古代中国“和而不同”观念的文化实践，中华文明所追求的和谐是以多样性共存互补为前提的和谐观。

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包容态度，得到孔子的仁学的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和而不同”与“与人为善”。“和而不同”，指包容差异，尊重差异，注重多元。而“与人为善”，包含着跟与自己不同的他者和善相处、友好对待。这两点也是处理文明关系的善好原则。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人抱持一种“异者为敌”的狭隘观念，坚持单一性的自我中心，把与自己不同的他者都看成是敌人，力图用一切手段甚至是利用武力来改变甚至消灭对方。他们所说的“异者”不仅是指民族、国家，甚至是文明。这既不符合文明发展的世界潮流，也有悖于文明交流的普遍价值。

我们相信，仅仅依靠西方现代性价值和西方文明的文明观去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开放各种探求，包括重新发掘亚洲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挥“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与“与人为善”的文明态度，使当今这个令人不满意的世界得以改善。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和文明态度》，有删改)

材料一：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核心任务就是“透物见人”。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推理的基本途径分有三条：归纳、演绎与类比。

归纳就是要尽可能获取更多的材料，获取更多角度的信息，从中提炼出认识来。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所主要依赖的研究路径，广泛地发掘与占有材料，还有鼓励多学科的合作，都是为了获取尽可能丰富的信息。

所谓演绎，就是从理论出发，从一般到特殊。对考古实践而言，研究者如果没有装备理论，实际是无法认识遗存的。尽管物质遗存一直都存在，但只是有了考古学之后，它才成为研究材料。研究并不仅仅是从材料出发的，理论是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例，研究文明起源的理论众多，有水利说、阶级斗争说、战争说、人口说，如此等等，究竟哪一种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呢？从这些理论出发，可以进行推导，帮助我们关注考古遗存中的相关现象。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论研究，那么研究者就不知道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现象。忽视理论研究，不理解理论研究，理论来源不足，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考古学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从古代物质遗存到古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这不是我们从今天的经验可以简单推导的，因为古今并不一定一致。尽管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的观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就是类比，它是考古学“中程理论”建设的核心。中程理论是跨越物与人之间鸿沟的桥梁，是透物见人考古推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论是从物到人，还是从人到物，都有一定的模式可以探索，否则考古学就是不能成立的。在既往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程理论的重要性，这导致我们的考古推理存在不少想当然的现象。中国缺少民族志与民族考古资源，不过，这部分资源可以通过借鉴西方考古学获取。

完善考古推理，需要宏观与微观上的努力。宏观上需要尊重科学精神，科学对于考古学来说，不仅仅指科技考古的方法，还指科学的一般原则：尊重真理、立足理性、合乎逻辑。尽管考古学研究有关古人的推理不可能回到过去进行检验，但是可以间接地通过实物材料进行验证。微观上是指考古推理需要综合运用三条路径的推理。考古学从物来研究人，它本质上还是研究人的。不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特殊意义上的人的，古人就是特殊意义上的人。因此，考古学研究仅仅从考古材料出发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人的一般研究出发，这里包括所有与人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等学科。理解人的状况需要在关联的网络中加以理解，这也就决定考古学不可能是孤军奋战的。要完善考古推理，需要把考古学放在有关人的研究的关联中来考虑。

(摘编自陈胜前《理论视角下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有删改)

材料二：

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科学化和本土化，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方法论的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步。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基本方法，从根本上讲是由考古材料的埋藏性和有形性决定的。除此之外，100年来还有很多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加入了考古学，其来源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来自自然科学，一类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两相比较，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更多一些。“科技考古”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也标志着考古学的进步和水平。人文社会科学参与考古学的广度和深度虽远不如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但从长远看它们终究会成为考古学合作的主力军，因为离开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与交叉，考古学自身无法全面释读和复原古代遗存所蕴含的全方位信息和复杂多样的社会面貌。

在中国考古学理论的问题上，以往有少数学者只强调西方的理论模式，而不认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中国考古学的百年探索和学科建设，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以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和苏秉琦“文化谱系论”“文明道路论”为代表的“一说两论”，构成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用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实践，自然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而这个学派的特点正是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史情、地情、民情、国情出发，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把回答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从哪里走来、怎样走来的问题作为学科目标和任务，并以此为特色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

(摘编自赵宾福《从东北出发：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与进步》)

红梅正报桃李三千黄牛耕地白雪才妆

芝兰四季芝兰绕阶千山素承雨露

春绣锦万家春千里绿吐芬芳

教师节：

春节：

这些年咱们天天讲全球化，要问什么是全球化，我想，大家对全球化得有个正确的认识，要解释对了。全球化呢，指的是科技、经济，不是文化。文化能全球化吗？文化要多样啊。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别人越欢迎，越符合全球的需要呀。全球的文化应当是多元化的，不应当是单一的嘛。

通过假山后映入眼帘的是怡红院和潇湘馆的纽带——横跨在碧溪之上且四通八达的一座三孔石桥。桥上有亭，曰“沁芳亭”，其楹联乃是“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此联是写“水”的，但妙在不着一个“水”字。三篙：指水的深度。一脉：指溪流。上联写水光碧绿，岸边垂柳的翠绿就像是被借了过来；溪水芬芳是下联所写，就像是一脉之水隔开了两岸鲜花的香气。对联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水。绕堤之柳离不开水，这是借“绕堤”“隔岸”反衬溪水；“三篙”乃是从水上之景写到水下之深，这是借“三篙”反衬水深。沁芳亭是筑在桥上的，而桥两旁又有较为宽阔的水域，两岸花木繁盛，香气袭人，虽然两岸被溪水隔开了，但花香仍然一脉相传，好像未被分割似的，贴切地写出了“香氛”式的水景。“借”在这里是互借，既是柳枝借水显得更青翠，又是水得到柳的倒影增添了美景。“分”更夸张地说明花香浓郁。不见此亭，但见此联，便已能想象到花、树、水三者的互相照应，而此联于此景之中，更为一幅“柳映溪成碧，花落水流红”的画面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我童年在北极村时，家家住着木刻楞房子，房前屋后有自留地，主种蔬菜。而远离居民区的黑龙江畔，每户还有一两片地，种的多是麦子。麦子播种后几乎不用管它，很快就出苗了，在春风中噌噌长了起来。我去江边刷鞋子时，只要几天不见，就会发现麦苗又出息了，它们长个子的速度比我快。麦子是什么时候悄悄怀胎结粒的呢？也许就在清晨鸟儿婉转地鸣叫的时刻，阳光照彻心扉的正午时，薄雾给黄昏披上轻纱的时候，夜露温柔地滑过脸颊时。总之麦子悄悄抽穗了。你经过麦田时，麦芒伸出带刺的舌头，调皮地刮你的手。小孩子们喜欢在家中的园田快罢园的时候揪江畔的绿麦穗变成的黄麦穗烧麦子吃。若是大人允许，可以把麦穗带回家，在晚炊的余火中大大方方烘烤，待香味飘出，捻出麦粒放入口中，又软糯又筋道，还有股清甜气，实在是好享受。

曹雪芹的《红楼梦》并没有将这种人物脸谱化特点继续延续下去，而是充分展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在作品中，主要人物皆有较为鲜明的性格特征，比如林黛玉的多愁善感、直爽尖刻，薛宝钗的善解人意、老成稳重，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是她们性格的全部，比如林黛玉，她虽然多愁善感，但也有和众人玩笑时的诙谐幽默；她虽然说话有些尖刻，但对所关心的人还是比较体贴的。

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地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欧阳修的《秋声赋》，开篇如同丹青妙手将秋声作为可感的水墨一样在纸上晕染开来。随之从自然世界和人文价值两个方面回答了为何秋声“悲哉”的问题，只因秋色惨淡、秋容清明、秋气栗冽、秋意萧条。欧阳修认为悲秋之声所过之处无不凄凄切切，纵然是草木山石也为之动容、闻之色变、感之叶落。

材料一：

公共艺术泛指公共空间中具有公共性质的艺术形态及艺术活动，是创造性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独特艺术形式，是一种地方公众共同参与并享有的具有在地性的文化艺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国家对乡村建设愈加重视，因其满足艺术的公共性和促进文化发展的双重特点，人们对公共艺术应用于乡村文化建设的需求更加强烈。

公共艺术以自由开放的空间来设计和制作具有文化意义的艺术作品，将公共艺术引入乡村建设中，有利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基础。同时，公共艺术建设也是农村公共文化的重要体现，以这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新时代农村面貌，不仅能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还能增强全村居民的凝聚力，使乡村文化更加多元化，从而使农民的精神面貌得到不断提升。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乡村经济建设的有效助推力，更是增强乡村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以文化自信为本，突出艺术赋予乡村空间的特色。在对乡村公共空间进行规划时，重视本土地域特色，应选择部分与当地人文环境相关的设计理念，加入乡村文化建设中，利用艺术的优势，用符号、图画、文字等艺术手法展示和推广乡村本土文化，真正反映当地居民的心声，引起村民与观赏者的共鸣，产生乡土认同感和文化参与感，进一步形成乡村文化自信。当代乡村社会尽管经历过很多挑战和失败，却依然保留了很多具有鲜明人文特质的古老村落，这给“艺术乡建”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空间。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引入公共艺术，充分利用乡村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资源，以艺术的力量，树立民族文化的信心，挖掘乡村优秀历史与民俗文化，并对其进行艺术的精练与符号重构，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以文化传承为纲，丰富乡村艺术文化产业发展。公共艺术应用于乡建的策略，符合现阶段乡村发展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个时期的文化风俗都有差异，每个村落的创立条件都不相同，其所产生的礼仪文化和风俗也相差甚大。将公共艺术引入乡村文化发展中，要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发展状况、礼仪文化和风俗中蕴含的文化因素，选择合适的建设路径，丰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形式，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例如，在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传统古村落的乡村发展人文旅游，提供传统文化体验服务和相关纪念品；在环境优越、有独特自然风光的乡村提供旅游观光，同时发展民宿、生态农场产业等。

(摘编自陆姗姗《公共艺术赋能乡村建设》，有删改)

材料二：

按照学者陈伟煊对传统村落类型的划分方法，传统村落可以分为历史积淀类、村域格局类、传统建筑类、民俗文化类、全面综合类五大类型。对传统村落文化创意资源的挖掘可以按照不同类型探索可用元素。如湖南省现存传统村落多形成于明清时期，有汉族、瑶族、苗族、土家族等多民族聚居，而民族文化的不同和地域特征的差异，又形成了风格多样、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和建筑特色，极大地丰富了湖南省传统村落的资源价值。

文创产品设计，重“形”也要重“意”。从传统村落文化中所蕴含的建筑造型、装饰图案、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等角度入手，对建筑造型、装饰图案、非遗文化等物质形态进行“形”的提取，然后对原生文化符号“形”按照形式美法则设计解构再现，并在设计创新后能保持原生文化“意”的表达。文创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往往与文化的物质载体和文化内涵密不可分，基于物质载体使蕴含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的设计具有可行性。对文化内涵的挖掘程度决定了文创产品创意水平的高低，因此文化内涵是文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内核。以传统村落为物质文化载体进行文化符号挖掘，使用现代设计手段与新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多方面对传统村落文化符号进行创意转化和创新设计，拉动乡村文旅产业经济发展，赋予传统村落文化更多的社会服务功能。

文创产品是基于文化精神产生的，是文化传承融合与创新的物质载体，基于传统村落文创产品设计资源挖掘的基础，可以在文创产品外观造型设计、色彩设计、图案意蕴表达、实用功能、材质等方面对传统村落资源创新应用，设计出具有当代社会审美和使用功能的创新型文创产品，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角度让传统村落文化活态传承下去。

艺术介入乡村振兴，挖掘传统村落文化中的地域和历史文化基因，活化重塑传统村落文化中的价值点，以现代美学、设计学为手段，用文化和创意让传统文化以新时代面貌与消费者见面，赋予其更多审美和实用价值，使传统村落文化转化为新型生产力。

(摘编自刘春侠《传统村落文创设计助力文化传承》，有删改)

材料一：

媒介是人们获取信息、知识、能力的渠道，媒介素养是人们对于媒介传播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和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随着社会生活数字化的推进，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具体而言，即将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并在世界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进程中，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东鸣西应，实现新旧媒介技术结合，形成新的传播手段与媒介形态。此种媒介融合背景下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因此提高青少年媒介素养十分重要。

提高青少年媒介素养，有利于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发展。一方面，良好的媒介素养能够提高青少年学习能力，培养青少年生活技能。在学习层面，媒介素养教育的出现使受教育者的学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改变了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使得教育形式更加多元化，媒介素养教育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熟练使用多媒体教学、网络课堂、自学平台、线上测试等的能力。在生活层面，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设备、网络社交软件、网络购物平台等媒介工具。另一方面，在道德品质层面，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具备良好的媒介道德和法律意识，同时拥有合理甄别媒介信息的能力，包括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和谣言以及不被媒体负面信息影响。随着科技发展，影像、VR、AR等新型媒介形式带来直观强烈的视觉快感，使得青少年容易沉浸于碎片化世界中，导致深度思考、创造想象、评价鉴赏能力的降低，而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提升以上这些能力。

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会伴随着趋于成人的生理条件同相应社会性知识能力缺乏之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会引发青少年的情绪焦虑，特别是社交焦虑。互联网这一非实体的隔断物，为青少年创造了一个隐蔽的焦虑排解与宣泄空间。当青少年媒介素养低下，焦虑排解与宣泄方式不合理时，青少年的网络生活便成为网络空间运行的不稳定因素。另外，受资本控制影响的互联网相关媒介产业，为了达到自身的盈利目的，亦会对外输出不良信息，例如铺张浪费的“粉丝经济”、攀比式的“品牌效应”、快餐式的低俗娱乐信息等，都会直接给青少年的观念塑造带来不良影响，引发多种矛盾。青少年在持有正确价值观、良好判断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有效的媒介输入、输出，正确引导舆论走向，有助于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青少年在此种环境下，如若缺乏较高的媒介素养，便难以辨别其中的有害信息、获取有益信息，从而加剧互联网的“乌烟瘴气”。

媒介的发展在促进新时代青少年成长的同时，其多样繁杂的特点也给青少年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因此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提升变得尤为迫切。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应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打造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媒介素养培育体系；二是发挥新媒体平台的实践基地作用和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王鹏烽、薛志博《媒介融合背景下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研究》)

材料二：

近日，一些短视频新闻频频“翻车”。9月1日，湖南一宝妈上传了一段双胞胎兄弟在肚子里打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据视频显示，双胞胎兄弟在肚子里的时候就互不相让，在妈妈肚子里“拳打脚踢”，妈妈的肚子也跟着起伏变化，果然，双胞胎出生后身上就到处是淤青。该视频被媒体报道后登上热搜，但在9月4日，产科医生辟谣了，原来，双胞胎在肚里打架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网友对很多医学常识缺乏了解。8月30日，有海南三亚居民拍摄到一只猴子在海中游泳。拍摄者表示，当时看到猴子在海里游泳就很惊讶，网友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水猴子”。但在视频引发热议后，就有专家辟谣，原来，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具备学习游泳的能力。

类似的短视频新闻“翻车”事件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网络媒体从短视频平台搬运视频现象严重，对新闻的审核存在疏漏，未经核实就发布报道，导致一些违反医学常识、耸人听闻的新闻误导大众。此外，一些新闻还存在虚假内容拼接现象。某些纯属娱乐的视频，却被媒体当成新闻真实事件报道出来，这难免会最终“翻车”。

二是网民对网络视频的判断能力存在偏差，面对似是而非的视频内容存在盲目相信、胡乱猜测等行为，网民的媒介素养和科学素质有待提升。如“水猴子”事件中，如果网民有一定的科学常识，就不会随意相信网络上各种“水猴子”传言。如在“双胞胎在肚里打架出生后浑身瘀青”事件中，如果网民对怀孕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或及时向产科医生求证，提出疑问，上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摘编自李华锡《短视频新闻频“翻车”挑战媒介素养》)

材料一：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及其紧密的内在联系。

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现象及其规律，二者在本质上都是科学。自然科学通过理论进步和技术发明来掌握和支配自然力，代表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直接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则提供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对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等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引，为社会正常运行提供理论和社会思想支撑。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交融互促、互为支撑。从现代科学理论发展趋势看，其呈现出学科分化细化和学科交叉融合相并行的趋势，越是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越是水乳交融。从实践层面看，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通过劳动的有序组织和管理、通过市场的转化和交换来实现，而这些领域必须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二者同等重要。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哲学社会科学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优势，特别是在社会发展方向指引、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社会制度模式变迁、社会行为规范、社会心理疏导等方面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摘编自杜飞进《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的深刻把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有删改)

材料二：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哲学是科学的源泉。现代科学的前身就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之后相当长时间内，科学家都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牛顿的伟大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包含了进化思想的萌芽，道尔顿在其《化学哲学新体系》中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古希腊哲学家对浩渺星空的好奇和惊异、对宇宙本质问题的痴迷和热情、对思想穷根究底的辩驳和拷问、对逻辑与理性的推崇和赞赏，为现代科学传统注入了最深层的精神内核。

从科学发展的动力来看，哲学往往是革命性科学思想的助产士。科学研究不只是观察、实验和计算，而且还需要一整套概念和思想的支撑。已有的科学概念和思想，既是一段时期内科学进步的探照灯，又构成了对这一时期科学家的约束和限制。按照许多科学史家的看法，科学的发展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的过程。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主要是在既有的范式下解决各种问题，他们的工作似乎与哲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需要建立新的范式，需要用新的概念之网来重新整理科学事实。而科学概念和思想的变革，有赖于科学家完成思维上的自我超越，这时候必然会涉及哲学上的争论，必然会在哲学思想中寻求灵感，而这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动力。以牛顿力学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都有新的哲学思想的催化作用。

从人类的知识系统来说，从人类探索自然真理的过程来说，科学和哲学是交融互促、互为支撑的。如果把科学知识比作一个圆盘，圆盘的边缘是观察实验获得的经验知识，从边缘往里是科学中的理论知识，圆盘的中央则是有关自然的基本哲学观点。任何科学理论的内核，都带有某些哲学预设。科学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哲学观念上的变化，而哲学思想的变革也会为科学的洞见提供广阔的思想空间。可以这样来说，缺乏哲学的科学是盲目的，而缺乏科学的哲学是空洞的。正是科学和哲学的相互激荡，使得人类的思想一次一次突破和超越自我，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酝酿着巨大的突破，我们正在进入对宇宙、生命、意识的认识的深处，这直接关联着众多重大哲学问题，比如数学的基础和本性问题、量子理论中的本体论问题、复杂性科学中的演生论问题、认知科学中的心身关系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人类抓住构成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挑战和革命性转变的契机，理解和改造世界，促进自身文明的发展。这些问题的澄清和解决，需要科学与哲学联手推进。

笛卡尔、莱布尼茨时代那种科学与哲学紧密结盟的时代已悄然复归。未来的科学革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激发和引导；而哲学方法和思想的变革，也离不开科学的批判与滋养。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呼唤科学与哲学建立新型的、更加紧密的结盟。中国的科学发展要实现阶段性跨越，就必须紧扣科学前沿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开拓和创新，而不能只是在已建立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路径上跟踪国际上的工作。

(摘编自白春礼《进一步深刻认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人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自己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老树”“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几种事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几种事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摘编自吕洋《中西方诗歌比较》，有删改)

材料二：

①与中国古典诗歌弱化主体的倾向不同，西方诗歌中的主体差不多总是在场的。以十四行诗为例，主体总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中，站出来讲话。这样，西方诗歌就形成了与中国诗歌迥然不同的风格。

②诗歌的风格离不开其文化土壤。在中国，流行的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有关。早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就已经建立起来。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稳定繁荣，因此，人们非常依赖自然环境，对自然世界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很敏感，他们渴望与自然亲密接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诞生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国诗歌的艺术特点便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映射，其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我们的诗歌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乾卦·文言》写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指大人物，这句话是说要想成为伟大的人物，就要与天地合德。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合一”，表明自然与人是相通一致的，可合二为一的，人与自然是彼此相通的共同体。这种思想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最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风格。

③西方诗歌则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二元分立的逻辑观念。那什么是二元分立呢？有学者指出，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角度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世界上存在灵魂和物体，这二者彼此独立，是二元对立存在的方式。

④中西方诗歌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艺术。中西诗歌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体在场问题。这个主体就是诗中的叙事人，这个叙事人有时候等同于诗人。通常在西方诗歌中，主体都占据诗歌的显要位置，诗中的叙事人也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主体却常常是缺席的，或者被隐藏起来。我们来看这首《梅花》诗：

梅　花

[唐]崔道融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⑤这首诗写的是梅花，但寄托的却是诗人心中对梅花的钟爱。因为写花和写人本身是不需要区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浸透到诗人的心灵中，流露在诗人的笔下。咏物即咏人，诗人对梅花的赞叹体现的正是诗人对美好品质的赞美。诗人没有在诗中出场，而是隐身于梅花后面，但是通过诗歌的内容，我们感受到诗人高洁的品德，产生了对梅花的怜爱之情，以及对高洁品德的珍惜之情。读到最后，我们已然分不清这是写梅花，还是写诗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首诗如果用西方的诗体来写会是这样：

梅　花

初放的梅花，含着白雪，

美丽孤傲的梅花啊，我想画，

又怕你的神韵难画，

你的花别有韵致，

清雅脱俗，不知寒冬雪意。

你的枝干横斜错落，似愁容病姿，

北风啊，你果能解得梅花心意，

拜托，不要再摧残她了。

⑥通过对这首诗的模拟转换，我们能够体会到主体在场表达会产生什么样的诗歌风格。从审美的意义上讲，主体的缺席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界限，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由物联想到人，再由人联想到物，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主体的在场则使物与人分开了。在这首诗中，主体“我”的出场使诗歌中的梅花与叙事人“我”分开了，梅花与“我”的分裂使这二者失去了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二元分立，这使该诗呈现出类似西方诗歌的形式。当这首中国古诗被改写成主体在场的诗歌时，它就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那种浸透在古典诗歌中物我合一的和谐感没有了，诗篇变得破碎，被改动的古诗就不像是一个有机整体了。西方诗歌虽然有主体的在场，但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诗人已经在二元分立思维模式的基础上由分而合，最后达到统一。而中国诗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是在物我不分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被分开，便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我们反过来把一首主体在场的英语诗改成汉语古诗，在去主体的过程中，也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其实，这也是英语诗歌汉译和汉语诗歌英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诗歌是不可以被翻译的，指的主要是诗歌的韵律让人无法操作。不过，不可翻译的岂止诗歌的韵律呢，这种深植于诗歌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内涵也同样是不可翻译的。有趣的是，在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诗歌中，诗人主张要把这个“我”消融掉。“很多后现代诗人发现，必须把武断的自我溶解掉，才能写出一种以最佳方式获得自我真实的诗歌，太多的文明因素，以及各种复杂的人之角色，已使自我真实变得模糊了。”西方现代派诗人已经认识到西方诗歌中的自我过于强大，已经到了应该消解这个主体的时候了。

(摘编自王伟峰、周桂君《论中西诗歌中的主体化倾向及思辨性的体现》，有删改)

盛夏，村口的梧桐树给人们送来凉爽。

苔

[清]袁枚

白日^①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注】　①白日：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