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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既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之一，又是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只有深入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深入挖掘、总结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基因密码”，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方志远等《中华文明何以保持连续性》

根据材料，围绕“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因密码”这一主题，结合所学中国史知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任意角度，自拟论题，加以论述。（论题明确，论述清晰，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国家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典体系：一是罗马式民法典体系，其编纂体系被《法国民法典》接受，将民法典分为人法、财产法、财产权取得法三编。二是德国式民法典体系，该体系把民法典分为五编：总则、债法、物权、亲属、继承。但在《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德国学者索姆巴特就提出《德国民法典》存在着“重财轻人”的倾向，这种重财轻人的特色使关于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的法大大退缩于财产法之后。

材料二   一百多年来，科技日新月异，适应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的发展，强化对名誉、肖像、隐私、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已经成为民事立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从民法典编纂开始，就确立了“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我国民法典一共分为七编，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编，共计1260条。与五编制的《德国民法典》相比较，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有三大创新，即人格权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以及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一方面，我国民法典更突出了对人的保护，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更具有时代性，回应了时代之问。

——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

材料1928年，蔡和森首先将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联系起来，拉开了大论战。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认为“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依附于蒋介石政权；以严灵峰等为代表的“动力派”认为“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此派从属于脱离中共的陈独秀集团；以王学文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认为“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关系仍然占着强度的优势”强调中国社会的宗法专制性质，此派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论战持续6年之久，出版百余篇论文著作，王亚南与郭大カ合译《资本论》，吴平译《反杜林论》，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后“新思潮派”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即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引起了中国社会史领域的论战，争辩封建制的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等问题。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争论。

——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史》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进行评析。（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王朝塑造官吏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儒家思想从本源上回答了“为何为官、为谁施政”这一根本命题。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将官吏政绩与“天意”深度绑定，强化官吏“以民为本”的施政意识。汉代将“仁政”作为政绩核心和迁谪关键依据。由此，涌现出一大批践行仁政的良吏。南阳太守召信臣，修水利、劝农桑、禁奢靡，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尊其“召父”；杜诗修治陂池、广拓水田，发明水排冶铁，百姓广受其益，称其“杜母”。“召父杜母”是“父母官”一词的由来。

——摘编自《天津日报》王爱军《中国古代官吏政绩观的涵养与塑造》

材料二   宋代理学兴盛，朱熹提出“格物致知”，主张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探究治理规律，官吏“修身正心”“经世致用”，为宋代“重实际、重实效、重民生”政绩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这一思想被深度融入官学教育与科举中，科举考试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范仲淹知苏州，亲察水情，根治水患，奠定“苏湖熟，天下足”之基；苏轼守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救贫济困、医治病患，事事直击民生；朱熹治南康、漳州，兴水利、赈灾荒、减赋税，修书院。三人实干纾民困、实绩惠民生，尽显为民尽责的为政本色。

——摘编自《天津日报》王爱军《中国古代官吏政绩观的涵养与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