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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不但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卓越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他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后当过 9 年的家庭教师，先后在 3 个家庭教 12 岁以下的男孩，后来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当教师，从讲师到教授再到校长，有 40 多年的大学教育生涯。康德认为，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在人性中是有其基础的，他从牛顿和伽利略的按照理论做实验的方法中分析出了一个预先深思熟虑的准则，就是让一切步骤在一个经过周密思考的方法的轨道上运行。他关注下层百姓的道德状况，正如他早年说的，是卢梭纠正了他的优越感。

——摘编自邓晓芒《康德论道德教育》

材料一   在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民生建设上，精心撰写了《实业计划》，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他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十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铁路和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修建全国公路网，整修运河和内河航道，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加快钢铁、石油、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农业实现机械化，广泛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加工制造业。

——摘编自彭南生《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材料二   1978年至2017年，我国GDP从1495亿美元增加到1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5%；我国经济总量从占全球1.8%提高到占15.3%，稳居世界第二位。现在已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9.8%。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2.7%和32.7%。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1.6%，比1978年提高27个百分点。1978年至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1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9万亿美元；2013—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928.6亿美元，超过前30多年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17年底达到3.14万亿美元。

——摘编自林兆木《改革开放40年成就巨大》

材料一   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所需资金。当时唯一可以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是，接受者们即封臣们倾向于地产当做私人领地来管理。（后来）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为私有财产。这些强有力的封建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领主和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领主提供封地以外，还应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要把西欧与同时期那些刚刚部分步入文明阶段并且变革也同样迅速的社会相比。欧洲的统治局面与非洲的局势相近，尤其是与日本的局势更为相似。日本可以说是与欧洲同期的唯一一个封建社会。而在对外扩张的兴趣上，西欧要比日本大的多，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明证。

——皮特·N·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

材料一   宣大山西总督尚书王崇古等上疏奏称：“（俺答汗）复约其弟侄并各部落，誓永不犯边，又非如昔之拥兵压境，挟我边臣而坐索也！且闻虏欲图瓦剌，蚕食西番，虑我军议其后，故坚意内附以自固，其情可信。……若允虏封贡，各边有数年之安，则可乘时修备。虏设背盟，而以蓄养数年之财力从事战守，不犹愈于终岁驰骛，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历稽国朝，北虏旧有通贡之例，如正统初年，也先以克减马价而称兵。夷虏封王亦有太平、贤义、安乐及哈密忠顺王故事。故臣等……以为许封贡使。”

——摘编自赵文《明朝后期对蒙古策略研究》

材料二   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王朝国家看似统一，实则离心离德、四分五裂，人民根本没有爱国心。民族国家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一种约定组成的共同体，是人们摆脱自然状态趋向于过社会生活的一种倾向所联结而成的。这样，在这个新型的民族国家之中排斥了个人专制的存在。构成这个民族国家基础的不同王权和许多不平等阶级，是具有相同权利的独立公民，人民主权成为这个新型国家的中心。正如《人权宣言》所庄严宣告的那样，“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也正像西耶斯所说：“第三等级就是民族，就是国家。”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契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间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①14世纪，德意志形成了“选帝侯”制度

②15世纪晚期，法兰西的统一基本完成

③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形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④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英格兰逐渐形成了较为强大的王权

材料   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

吴楚芳：（1952年）解放军工作组驻在村里，斗那些地主恶霸。……群众意见大的就斗他们（村里的保长、甲长），然后把田地分给农民。……田地是按人头分的，我们家分了四五亩田，劳动力包括我爸妈、我，还有两个弟弟。

吴华发：1954—1955年龙塘村成立互助组，分3个互助组。互助组开始时，都是十家八家一组。……我家是1955年年尾入组的。……1956年年头就联组了，成立一个低级社，就是初级社。……后来又分成两个队了，太龙（人名）一个队，麦甲子（人名）一个队。

何沛良：1981年村里开始尝试分田到户。我们夫妻俩有8亩水田、5亩蔗地、1亩多花生地，每年要交2200斤左右的余粮，很辛苦。农闲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做木工。

——摘编自万向东主编《珠海红星村口述史》

试从上述口述史料中提取两条信息，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知识说明其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