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英国近代税收制度的变迁

——摘编自陆伟芳、余大庆《十八世纪英国税收制度的发展》

20世纪部分时期中外历史大事年表

——根据中国近代史就世界近代现代史》等整理

表格为20世纪部分时期的中外历史事件简表，从表中提取相互关的中外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子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近代以来中国对西部的开发有三个重要时期。一是国民政府时代的抗战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前的“三线建设”，三是“改革开放”后的“西部大开发”。三个不同时代背景及不同中国内外环境下造就了三个不同的结果。近年，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影响下，朝向欧非前进的“一带一路”，给予了中国西部第四次开发的新契机。

——荣雄生《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历程之探讨》

材料一   宋代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除抽解外，还以“博买”之名收买一部分舶货。宋高宗绍兴年间曾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为招徕外商，宋廷对招诱舶货有成效的本国纲首（船长）、舶商授予官职，对外商也给予优厚待遇，甚至允许外商子弟入官学就读。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政府推行“海禁”政策，民间海上贸易一度受限。隆庆年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此后，私人海上贸易逐渐活跃，出现“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的景象。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指出：“海舶既多，则货殖日广，而民益富。”

——摘编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一）“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

——出自刘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碑》

（二）“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

——出自《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三）“两奉敕驾海舶入西洋封诸夷国…人称三宝太监……踪迹建文。”

——出自《明书》

（四）“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

——出自《明史》

材料一   官修史书对宋代有关年份的户数和人数的记载

后世学者对宋代全国户均人口数的真实性一直存疑，列出了以下四则材料作为研究、判断此问题的依据：

材料二   宋代方志某些年度的户均人口

材料三   熙宁九年，文同（北宋官员）说洋州（治今陕西洋县）：“本州管内三县，版籍有主客凡四万八千余户……大率户为五口，亡虑二十四万余口。”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一〇

材料四   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材料五   据推算，自唐朝至明朝若干年度的户均人口，唐贞观十三年为4.31，天宝元年为5.75，金大定二十七年为6.58……元代为4.8。据《中国人口史》第四、第五、第六卷，明清时期户均人口都为5左右，民国年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宋朝以外各朝代的家庭平均人口大致在4.31～6.71。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夏金元时期

材料   近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塑造了资本逻辑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长期剥削、压制发展中国家以充实自身经济的世界格局，形成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等不同地带，居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在贸易关系中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和压制力，把专业化的特定生产形式强加给外围国家，即强行把外围国家拖入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体系。而外围国家只能依靠中心国提供的知识、技术、海外投资和国际“援助”参与国际分工，这使得很多外围国都不具备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也无法掌控本国的核心资源，只能依赖外部力量发展，从而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

——摘编自刘皓琰《“中心—外围”理论视域下新发展格局战略意义的再考察》

根据材料，围绕“世界经济格局”这一主题，自拟论题，并结合世界史的相关知识进行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准确）

材料一   在德国，伴随着大工业体系自19世纪中叶起逐步形成，“为来自异乡的劳动力提供住处成为一种必须”，作为一种新型大众现象的工厂住房才真正应运而生。一些工厂住房会对入住者的身份有明确限制，“必须是本企业员工”才有资格入住工厂定居点，德皇矿业的租赁合同更是明文规定，“一旦承租人参与罢工，必须应出租方要求立即搬离住所”。多数工人定居点大多远离城市中心，加上其本身封闭的特性，造成了工人阶级与其他群体在空间上的隔离，无法实现自身的阶层流动与上升。1914年，在工厂住房数量最多的西里西亚和鲁尔两大工业区，工人入住率分别为20%和22%。因此，工人住房的“社会福利”属性遭受质疑。

——摘编自王琼颖《德国工业化时代工人住房从工厂“福利”迈向社会福利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天津解放后，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工人面临的住房短缺与居住环境恶劣等问题日趋严重。1952～1953年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在天津市建成了7个工人新村。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节省建房经费，各建房单位组织工人和家属参与了平垫地基、运送

材料、照顾工人饮食等工作，各施工队还开展竞赛，运用新的施工方法。1952年底，工人新村建成宿舍36506间。市政府还为各新村修建了小学校、幼儿园、卫生医疗站、合作社、清洁队、街公所、派出所、邮局、人民银行办事单位、养护队等公共建筑。1953年，全市各新村共入住11578户、87121人。

——摘编自王星晨《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新村建设考察》

材料一   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连续五次上疏奏请改土归流，以彻底解决土司问题。雍正帝也认为解决边疆地区的战乱的临时性措施“非拔本塞源之策”。刘彬提出标本兼治之法，对土司“一依流官之例，倘罪应斥革，即以汉官代之，停其承袭”，“然后录其人民，籍其田地，减赋役以苏其力，给牛种以裕其源，选用循良，善加抚恤，不出百年，内地可以肃清，肘腋可以无虞”。

——摘编自李大龙主编《中国历代治边思想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前后，以西北史地及研究边疆民族的史地、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论著、译著大量问世，涉及历史上边疆民族与域外交往的内容。20世纪30至40年代，关于边疆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发行，各种报刊均有关于边疆的报道和评论。改革开放以来，边疆研究虽在实践上有所突破，然于中国边疆学的本身的理论构建，却无多建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出现了“新清史”研究者，其一些理论与观点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蛊惑性，对我国传统的“大一统”和“多元一体”历史观形成挑战。在世纪之交，国内学界重新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呼声不断，马大正先生等认为边疆学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并提出“中国边疆学的建立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编自罗群、潘先林主编《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