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20世纪30年代，以陈翰笙、薛暮桥等为主要成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展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通过大量的事实，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整个中国一样，仍然是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里面虽然相当存在，可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变成中国农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态，而榨取剩余生产物的基础，主要地还在土地所有”。辨认某一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社会性质，要着重看生产关系本身，特别是要着眼于生产手段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剩余生产物被榨取的形态。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非常明显地不是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而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和无地少地的农民饱受地主剥削的关系。中国农村中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也还是土地的占有情况，而并非是其他工业化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依旧是中国革命当前阶段最核心的问题。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史学家张荫麟先生根据东西方历史学实践，提出撰写通史的五个选材标准：

（一）新异性的标准。“新异性”说的是“内容的特殊性”，也就是在历史上是否具有新意。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

（二）实效的标准。史事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

（三）文化价值的标准。即是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

（四）训诲功用的标准。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

（五）现状渊源的标准。要了解现状，就要追溯现状的由来。史事和现状之间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

请任选一个标准，在古代、近代、现代任选一个历史时期，写一段历史。(要求：明确写出所选标准，自拟题目，选材符合标准并加以阐释，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是传媒技术、新式教育、工商业和政治纷争等因素的复合体。”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之所以能刺激全国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群体性抗议活动，关键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基于外贸拉动的对外开放、新式传媒与交通技术改变信息传播方式、西学渐兴、倡导政治共和但新旧纷争深刻激烈的复杂社会形态中。该说法的理由如下：一是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起展开的技术与经济变革，推动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二是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印刷机可以快速印制小册子、传单等宣传品，这种宣传效应形成维护主权的滔滔民意；三是步入近代以来，多数国家都设立大学以培养人才，大学因知识密集、思想多元而成为信息交流的区域中心。近代信息与交通技术的逐渐普及，造就了五四运动在欧亚大陆、从北京到上海、从城市到乡镇的空间转换，形成了参与规模、话语策略、影响力等方面的近代特征。但如果相信只要有信息技术的推动，即可实现新知识的传递进而引发思潮纷涌和社会运动的话，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

——摘编自江沛《传媒、政争、工商业与五四运动的形成》

材料  有学者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15世纪中叶以前属于陆地的历史，15世纪中叶至20世纪属于海洋的历史，而空域的历史刚刚经过一个世纪。

结合世界史相关知识，就材料整体或部分观点，提出你的见解（赞成、质疑、修改皆可），并说明理由。（要求：见解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准确）

材料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谨以此誓于国民。”正是在他宣读这份誓词的那一刻，就职宣誓制度开始走进近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首次将宣誓写入宪法文本。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宣誓令》，要求文武官员及其他依国家法令执行职务之人，须宣誓后始得任事。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等

材料二  1215年，英王约翰宣誓遵守《大宪章》，这一行为被视作近世宣誓制度的渊源。英国宗教改革中，宣誓成为一种民族国家政治象征的仪式化操作。167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宣誓法》要求文武公职人员一律宣誓，并表示遵守国教仪式，这意味着只有国教徒才可以担任公职。此法公布后，海军大臣詹姆士因是天主教徒而被迫辞职。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等

材料  徐光耀，河北雄县人，1925年出生，13岁参加革命，历经大小100余场战斗。以下是他在革命时期所写日记的摘编：

材料  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长期受到保护。《礼记·王制》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秦汉律法中已有保护耕牛的明确规定。龙岗秦简中有处罚“杀伤牛马”的法律条文，张家山汉简《田律》将杀牛与伤人行为并列。魏晋南北朝时期，禁止屠牛政策继续推行。北魏孝文帝曾下诏禁杀牛马，南朝谢谖“位司徒右长史，坐杀牛废黜”。重罚之外也有特例，如《三国志》载：“曲周民父病，以牛祷，县结正弃市。（陈）矫曰：‘此孝子也。’表赦之。”唐宋以后，禁止屠牛的相关规定更为细致。唐宣宗曾下令三年内不得杀牛，需用牛祭祀时则以其他牲畜代替。《大明律》规定：“若盗马牛而杀者，杖一百、徒三年。”清前中期，政府对屠牛者多充军发配至边疆，同时规定“其（牛）残、老、病死者，勿论”。尽管历代对屠牛惩罚相当严厉，但非法屠牛现象一直存在。

——摘编自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