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届河北省武邑中学高三下学期第三次质检考试文科综合历史试卷

中国各区域港口进出口贸易值占全国的百分比（%）表，能够说明表中数据变化的应是（    ）

张乐平创作的漫画《天罗地网》，以写实的笔法，记录了1958年的“剿雀”战：战旗飘扬、全民动员，人们爬在屋上、树上，敲锣打鼓、放鞭炮、呐喊鼓噪、枪打雀、猫咬雀。这场围剿麻雀的运动（    ）

下表是《英国社会各阶层（职业）1560-1700年识字率变动趋势分类统计表》（表中数据为具备识字能力的成员占该阶层（职业）全部成员的百分比）。这一变动趋势（    ）

材料一：到地理大发现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们带着各自的纪年方式和时间体系参与全球化，对相互交流和沟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此，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对历法进行改革，使日期计算恢复正常，也更加精确。格列高利历（即俗称的阳历）逐渐成为一部绝对的天主教历法，但新教国家出于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长期抵制格列高利历。由于旧历法给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往增添了麻烦，到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基本上采用格列高利历.19世纪末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历法，并且通行于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殖民地。

    1884年，由英美两国主导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确立本初子午线和建议采用以格林成治子午线为基准的“世界日”，为建立世界时区体系打下了基础。欧洲国家和北美地区到20世纪上半期都已接受时区体系，同时很多“地方性”的时间体系和规则也依然盛行。

——摘编自俞金尧、洪庆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

材料二：在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之下，旧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包括以皇帝年号纪年体系为表征的时间观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康有为宣扬孔子纪年，将其视为国家创制的重要方面，以维护当下的政治权威。刘师培提出黄帝纪年之后，革命党人群起响应，以图将清统治者与华夏民族区分开来。民国建立，孙中山通电全国使用公历。新建的民国政府还通过对各种新式节日的庆祝，来显现现实政治权威，在民国时期，改换阳历因与民众的传统文化习惯相悖引起民间诸多反对，政府改换阳历的努力遭遇极大挑战，

——摘编自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材料：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升沉演变，跟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正是同步的。平等竞争的科举考试以及它所体现的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文化的崇尚，对贵族倾向的排斥，它所促成的政治组织的完善等等，都相当接近于近代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这一切又与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经济基础完满地互相适应从而保持了整个社会形态的凝固式长期稳定。

——摘编自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根据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唐宋时期的中央监察制度由御史、谏官、封驳官三大体系组成。唐朝前期，御史掌“纠绳不法”，监察百官；谏官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规谏皇帝；门下省掌审议、驳奏，监督决策，正如唐太宗所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

宋初曾仿唐设谏官，如谏议大夫、司谏、正言。那时谏官多出外任职，用以消弭藩镇。至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时，设专门机构置谏官六员，并规定三年内不得差出，并使之有专言事的责任。谏官的职务得以确定，使谏院初具规模，仁宗明道元年将门下省的旧址改建成谏院，谏院开始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宋王朝分散监察权，在中央和地方上设各级监察机构，实行层层监督。

一一摘编自贾玉英《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材料：法国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曾提议保障法德边境的安全。道成斯计划通过后，德国复兴指日可待，德国也愿意适当满足法国的要求，以便在军事上获得重新武装的权利，政治上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英美既害怕德国同苏联接近，又要缓和鲁尔危机以来同法国日趋恶化的关系，因而积极支持缔结西欧保安公约。1925年10月5-16日，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小城洛加诺举行会议，会议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和7个条约，总称《洛加诺公约》。根据《洛加诺公约》的规定，德、法、比三国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德法、德比之间的领土现状，不违反关于莱因非军事区的规定，三国保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在德英两国的坚持下，《洛加诺公约》没有规定德国承担维护德波和德捷边界现状的义务。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材料：解放后，岑仲勉、吕思勉1957年、1959年先后在其论著中，认为武则天是“暴主”“无棘毫政绩可纪”。1959年10月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与北京文联召开的会议上，著名史学家吴晗、翦伯赞、吕振羽等进行了发言，一致肯定武则天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对武则天进行了歪曲和利用，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支配下，将武则天研究引上了邪路。1982年，李必忠、陈贤华认为，武则天“继承了贞观时期的基本国策。但是通现全局，当时社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盛’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总导演，也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武则天应得到基本肯定。

——整理自李荷先《武则天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