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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既塑造出中华民族辉煌的陆地文明，也孕育了悠久的海洋文明。尽管在文明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内陆理念逐渐确立了在国家战略中的主流位置，但是不能以此判断中国对海洋无欲无求，也不能因而忽略昔日尤其是汉唐宋明的“海洋强国”地位。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直至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从而发生了海洋经略的历史“断档”，这在经济基础、政治安全与文化传统等层面都存在着特殊性逻辑。

——摘编自刘笑阳《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逻辑》

材料二 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一个国家，它若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建立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军事力量，拥有适当位置的殖民地是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成功的殖民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一个完全与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政策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英国较少在陆上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努力成为海上霸主，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确保国家的胜利。

——摘编自马汉《海上权力要素论》

材料一  南宋思想家叶适对理学的批判，首先是针对理学家大肆宣扬的“道统说”展开的。按照程朱理学的“道统说”，“道”之传递，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至孔子，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而再传孟轲，至宋代又为二程和朱熹相继承接。叶适对尧至孔子的道统传递并无异议，但对孔子之后的传递系统，他认为这明显属于杜撰。在此基础上，叶适进一步剖析理学的思想来源，揭示其“中国之学”和“夷狄之学”相混杂的内在本质。叶适认为，理学尤其是程朱之学实际上并不是源于尧、舜、子思之道，而是发挥孟子的“新说奇论”，再掺之以佛学和老庄之学部分内容的产物。其结果是“道之本统晦矣”。

——陈国灿《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材料二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还十分注意把中国儒家经典传到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如1593年，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1626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刻印。入清以后，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和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将《大学》译成拉丁文，称之为《中国之智慧》。随之，殷铎泽又译《中庸》，书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材料一　汉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设置与内地不同的边郡，以当地民族习惯分界，因俗而治，有的加封一些当地民族的首领为王、侯、郡长等。唐王朝明确提出“华夷无别”“华夷同重”原则，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领袖“示之以礼”。加强了对四方民族的优待、册封、和亲以及以夷治夷政策的实施，并使羁縻府州县制度化，在形式上保留原有当地统治机构或“华官参加”，或实行“监管制”，使民族事务管理走上制度化。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过程》

材料二　国内各少数民族、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参加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同表决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各民族“一律平等”，“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民族地方治理与施政问题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摘编自宋月红《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色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