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位于四川省境内，距今有3000—5000年历史，是古蜀文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人们都认为中国的古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标志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等。这些青铜器和人物像风格独特，例如，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等，在我们已知的商代和以前的中华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却常见于埃及和西亚的出土文物中，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除此之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也有人认为与两河流域发现的生命神树雕像有亲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些出土文物形态如此奇特，并且与西亚、埃及等地似乎有着很多联系，围绕“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学术界产生了诸多争论，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亚文明，是中原文明的重要分支；二是，三星堆文明来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三是，三星堆文明是受多元文明影响生成的文明。

2022年6月，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揭秘，共出土文物近13000件。在这次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些种类在中原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例如，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与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摘编自杨晓邬《揭秘三星堆“上新”背后的故事》

在17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加文明和礼貌”，中国是“欧洲的典范”，中国的伦理和德政是解救邪恶的正确道路。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家人和教会高层的手稿中，中国是这样一种形象：虽然名义上远在天边的皇帝是国家统治者，实质事务确是由经过考试制度拔擢的文官系统掌控，日常生活则由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如此，社会和谐才得维持。

18世纪晚期，西方逐渐出现批评中国的声音，马戛尔尼就在日记里描绘着清朝的落后和愚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样貌等，遭到西方的全面批判，“劣等他者”成为描述中国形象的主要内容。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施爱东对于西方与中国形象相关的漫画和插画进行研究。16—18世纪的欧洲人很少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中的中国元素，除了贯穿于整个16—19世纪的大辫子，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元素主要是汉子、佛塔、凉亭、商铺、轿子、码头、牌坊、灯笼、纸伞、对联、拱桥、打牌、喝茶、放风筝等，这些插画表现了一个宁静安乐的异域东方。19世纪大量西方商人和冒险家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中的中国元素也相应的扩增了。前两个世纪出现的中国元素依旧会出现在19世纪的插画中，但是，从出现频率看，表现宁静安乐的元素明显偏少，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颓废的鸦片烟管、戴枷的囚犯、路边的乞丐、求神拜佛的男女、阴沉的街道、女人的小脚……

——摘编自《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谈谈你的认识。（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法国革命及其后拿破仑所从事的战争加强了欧洲各地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在法国，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上的共和国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鼓舞人们振作起来抵抗外国军队对革命的破坏，保卫革命的成果。革命领导人将《马赛进行曲》定为国歌，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在西班牙、荷兰、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随着革命的进行和拿破仑军队的入侵，民族意识汹涌而起。对拿破仑及其帝国的反对同样也激发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二  1914—1945年，欧洲经历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噩梦，欧洲文明几乎被摧毁。要恢复欧洲经济以及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只有一个途径——组建超国家联合体。“我们必须建设欧罗巴合众国！”丘吉尔在1946年苏黎世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中表态说。两年后，丘吉尔参加的在海牙举办的历史性会议取得了成功。这次会议共有来自16个国家的750名代表参会，包括康德拉·阿登纳等政治家。从那时起，欧洲的政治和外交精英开始将欧洲大陆的未来与欧洲统一联系在一起。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材料  从1840年到1930年前后，华工出国迎来高潮。19世纪，随着欧洲各国相继宣布禁止贩奴，美洲等迁入地的迁移“拉力”也大为增强。当时的中国，人口压迫已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窘迫，列强侵略又导致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对于闽粤沿海人民来说，出国谋生成为唯一选择。于是，迁出地的“推力”也明显增强。

出国华工有两种，一种是“契约华工”，另一种是“赊欠单工”。前者指应募到海外做工并与招募者订有契约的出国华工，但契约规定在实际中从未真正兑现过。后者指赊欠船票旅费的出国华工，虽有“自由出洋”名义，但出国后往往被当作奴隶看待。据统计，1845-1920年间，出国华工约千万人次，但出国者并非都能到达迁入地，仅海上死亡率一项，就已令人膛目。出国后，他们遍及世界诸大洲，以东南亚地区为主要迁入地。

——摘编自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