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相继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向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共计约49亿元人民币。60年代，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力度不断加大，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推动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内在动力。70年代始，为配合中国外交的“以苏划线”，对外援助逐渐扩展到拉丁美洲及大洋洲，援助国家不断增长，重点援助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扩张威胁的国家，增强国际反苏力量。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超450亿元人民币，且多是无偿援助。

——摘编自邵艳平《新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49—1978）》

材料二     进入新时期，中国一方面继续对友好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拉美、中东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在经济援助管理体制方面进行调整，引进市场机制，企业逐渐成为对外援助的主体之一，开始要求受援国支付“当地费用”，加强与援助国家的互利合作。对外援助的投资方向上，减少生产性项目的援建，更多援建一些标志性建筑和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也逐渐加大。此外，中国还派遣专家向受援国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受援国人员来华参加学习、培训等。

——摘编自韩秀申《新时期我国对外援助发展战略》

材料一     19世纪末，清朝为了谋求封建统治的安全，采用了铁路这个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它建筑铁路，没有外国资金、技术的支持，便寸步难行。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建筑中国铁路的权益。英国早在开平矿局修建唐胥铁路时，就通过矿局聘用英人金达当工程师，实现了把势力“楔形打入”的计划。英国利用金达在铁路上的职位推销英国材料，规定投标者所提供的钢轨等主要材料，必须有“伦敦验钢工师”的“验单”，才属有效。

——摘编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

材料二      高铁作为中国名片，国之重器，国家大力实施高铁“走出去”战略，中国高铁在国际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伴随着我国动车组自主制造能力趋向成熟，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动车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之提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参与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阿富汗、格鲁吉亚等国的铁路建设。

——摘编自林晓言《中国交通运输发展（1978—2018）》

材料一     五代承唐，仍有书院的创设，但和唐一样，数量少、规模小，仅仅是书院发展的最早期形态。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和成熟期。承前启后，上承唐代，下启明清，书院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教育组织。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和教育风格等都日益完善和规范。宋元书院教育注重明辨义利的价值观，强调以义为本，义以导利，要求见利思义。同时书院在教育思想中是以社会群众为价值主体，即要求个人始终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课程设置上大都把以“四书五经”的经学作为德育课程的主体，同时重视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体现学术自由……宋元之际，虽然朝代变更，宋元分属不同政权，但对书院在教化民众，从而稳定家族，并最终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因此，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要求。

——摘编自李强《简论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及启示》

材料二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一 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代中国在法律思想上贯彻了·法有差等的原则，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各级官吏犯了法，可分别享受“议、请、减、赎、当、免”之特权。 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中，没有民法，历代法典基本上就是刑法典，其内容均以刑法为主，其中掺杂着一些民事法规。 几千年来，由于封建皇权主义至高无上及宗法家长制的影响，对广大民众而言，守法是平民百姓的义务，百姓很少能从法律中得到某些权利保障。 就每个朝代而言，法律制度一旦创立和形成，都强调“祖制不可变”。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史中，司法与行政合一是中国司法体制的一大特色。

——摘编自田君《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之比较》

材料二 罗马《十二铜表法》规定：如“恩主诈骗被保护人的，应宣誓充作‘牺牲’，奉献于神”。夜间窃取耕地的庄稼或放牧的，处死以祭谷神。只对有主观故意的犯罪行为人进行刑罚，如“故意杀害他人”与“不希望杀害他人但不幸发生杀害他人的行为”，前者处以死刑，后者可通过交一只公绵羊替罪，这一原则长期沿用。进入帝国时期，出现了大量包括宗教犯罪在内的新罪名，罗马私法发达、公法相对不发达的状况深刻地影响了古罗马刑法中公犯与私犯的规定。

——摘编自郭静《罗马刑法的发展进程及其评价与影响》

材料：世界怎么了 应该怎么办

概括材料主题并以此为题，结合所学知识写一篇历史短文，尽可能多的包含材料中信息。 (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成文)

材料一：西方报纸和传教士相似，紧随西方对华政治上的成功出现于中国。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出版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很快突破了宗教范围、科学、文化的内容比例超过宗教，开始设有新闻、言论专栏，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份中文外报。广学会是英美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其主办的《万国公报》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学的最重要刊物，晚清知识界风行一时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两书即首先在该报连载。 该刊读者群处于中国上层，其中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等大员，清政府涉外中枢总理衙门也是其订户，此外，读者还包括王韬、孙中山等。据统计，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近200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

——李礼：《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

材料二 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版地多以南洋、香港、澳门、广州为主， 洋务运动时期、以中国人为主创办的近代报刊迅速兴起，这一时期的报刊在出版地上.遍及上海、香港、广州、汉口 福州、厦门、天津、北京等地，其中以上海.香港为多..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主体，先后创办了上百种报刊，这一时期出版的报刊以上海为多，还遍及天津、北京、广州、杭州、温州、无锡、桂林、成都、重庆、长沙、武昌等地。0世纪初，中国近代报刊业再掀高潮，从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来看，以日本东京为多，其他还有香港、澳门.南洋、美洲等。

——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