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注意到，在从以霸权为基础的旧秩序向以各国合作以及建立在自由、平等和促进繁荣的社会正义之上的新秩序的过渡中，存在着导向世界冲突的危机……要根本消除冲突的根源，就要消除一切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并且在世界上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现有的军事集团正在发展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集团，根据逻辑和它们相互关系的性质来看，必然不时引起国际关系恶化。“冷战”和它会变成真正的战争的经常性的严重危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局势的一部分。……与会国并不认为这种不同会构成对稳定和平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只要排除掉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统治和对他们的内部发展进行干涉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共处的原则，是代替“冷战”和可能发生的全面核灾祸的唯一办法。

——摘编自《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宣言》

材料二   世界经济真正进入全球化新一次浪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因为这一时期以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实现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前提条件已臻于成熟。经济市场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由于全球范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为涵盖世界的相同类型的经济体制而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只限于发展国内经济，就必须与世界市场接轨，从而汇成统一的全球市场。二战后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国家壁垒逐步削弱，经济自由化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诸多条件。同时经济信息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保障。信息技术不仅为经济活动提供极其便利的手段，而且已经使当今世界经济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致有人认为现在的经济是信息经济。

——摘编自刘明松《浅析全球垄断资本的形成过程与经济全球化》

材料一 苏格拉底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像智者那样为了钱……苏格拉底始终一贯地坚持说他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他坚持说，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柏拉图出身于雅典望族，雅典在与邻邦斯巴达的战争中战败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他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因此他主张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公民应该分为三个阶级：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只有最后的一种公民才能有政治权力。

——摘编自（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

材料二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这与意大利城市生活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意大利的城市以工商业和银行业致富，城市生活丰富多彩，世俗生活和个人的发展受到重视，这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沃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才辈出、众星云集。14世纪，佛罗伦萨产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位著名的开拓者。文艺复兴盛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高层的阶梯，人们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拿破仑说：“大革命是思想家的业绩。”路易十六也曾哀叹：“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从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到欧洲封建君主国家的“开明专制”，在世界各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过程中，无论根据本国历史条件采取哪一条道路，都得从法国启蒙思想中找到理论武器。但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政治口号，尽管在当时是进步的，但含有特定的阶级内容。所有启蒙思想，包括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提出“意见支配世界”和“理性支配社会”都无例外地陷入唯心论。而且启蒙思想家们设计的“理想王国”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妙。

——摘编自黄振等《世界近代史重点和理论问题研究》

材料一   巴拿马运河区示意图

材料二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巴拿马主权国哥伦比亚看到了开发运河的经济利益，打算修建运河。

1881年哥伦比亚与法国签署协议，法国获得了运河建设许可权，1月运河破土动工。

1903年巴拿马政府宣布独立，美国迫使哥伦比亚政府承认巴拿马独立，并与巴拿马签订条约，以1000万美元一次性支付及每年25万美元补偿为条件，永久获得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及司法、军事管辖权。

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1920年起正式向全球开放。此后的60年时间里，美国收取到高达461亿美元的通关费用，而分给巴拿马的则仅有11亿美元。

1959年古巴革命推翻美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巴拿马人民不断开展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

1964年1月9日一名巴拿马学生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在运河区升起巴拿马国旗时被美军枪杀，随后巴拿马宣布与美国断交，要求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

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重新签订了美巴运河新条约。

1999年12 月31日，巴拿马运河正式回归了巴拿马共和国。

材料一   中华民国建立后，未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重建社会秩序，很快便陷入种种混乱中。对于这段历史，某革命者曾深有感触地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摘编自鲁迅《南腔北调集·自序》

材料二   人就是这样，想创造新世界的时候，都会把旧社会说得无比黑暗。实际上，任何一个所谓旧社会的真面貌都不是革命者控诉的那个样子。要想探索文明的兴衰，尤其是通过长历史、大脉络去发现文明的内在逻辑，就必须放下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种大而化之扣帽子的办法会让思想变得简单粗暴，很难深入文明的底层。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

材料一   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时任户部尚书李汝华提议加派辽饷筹措军费以抵御辽东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得饷二百万”。

辽饷银锭加派及银锭铭文表（部分）

——摘编自付宛璐等《明末“三饷加派”补证——以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水银锭为中心》

材料二   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灭掉大明后，曾评价“前朝（明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为了消灭农民军，旧额田赋的基础上，每亩加粮六合，称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练边兵而亩加赋银一分，称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