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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先生在《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中指出，传承之物，经创新之否定而成新；创新之成果又成为传承之物，再经创新之否定而日新，如是新新不已。传承之物何以能先以“新”的身姿出现代替“旧”者，而随后又以“旧”的身姿出现被新的“新”者所代替?因为传承之物是有限之物。传承之流中的一切传承之物，它们既是前一阶段创新所成之物（即新物），又是后一阶段创新所要突破之物（即旧物）。

请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任选角度，自拟论题，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材料一“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政治改良也提上议事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民间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甚至依稀可见近代市民社会的雏形。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未能得以长期维持，加之社会自身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导致近代中国始终无法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无从根本改变一以贯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更难以使近代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发展之路。

—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材料二在东西较量中，西方在近代逐渐强大，并建立起世界殖民霸权，而东方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从此一落千丈。有学者分析，西方赢得这场较量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崛起。这三个因素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对立，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个因素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

材料一   晚清关于报刊功能的主要言论

——摘编自余玉、吴琴《“耳目”与“喉舌”之间：中国近代报刊功能嬗变的历史进路与逻辑理路》

材料二   无锡报人裘廷梁所提“白话为维新之本”，在维新时期还应者寥寥，不数年，便得到了革命志士的普遍认同：“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刊迅速崛起，清末十年（1901—1911）间，竟有111种之多，甚至还出现了官办白话演说报。此外，为了动员下层社会，清末启蒙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非文字传播：经过改良的文明戏、大鼓辞、具有近代气息的画报和月份牌等，而应用最为广泛、最行之有效的媒介形式就是演说。

——摘编自程丽红《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清末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介》

北宋前期主要差役情况表

西周时期东方地区的政治地图（局部）

从汉代起，人们便对《书经》尚书》文字的真伪产生了争论，有半信半疑的，也有坚信不疑的。11世纪的《尚书》研究与之大异其趣。王安石为《书经》作《新义》，强调政府机构的功能，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而苏则为《尚书》作了最好的注释，强调它人性化的一面。到12世纪，争论的力度减弱了。朱熹虽然对苏轼多有微词，却赞赏这部书。然而，朱靠之后的新儒家们却宁愿忽略它，只因苏轼曾经激烈地攻击过该学派的祖师--程颐。在11世纪，关于《诗经》只有儿家注释和一些不激烈的讨论，而12世纪的学者却相当重视《诗经》注者众多。

在有关礼的三部经当中，宋人轻视《礼记》仪礼》，而最重《周礼》，对它的争论由一致性取代多元化。《春秋》措辞行褒贬，充满道德关怀。保守派将其发扬光大，以之衡量行为的正当性。他们认为《春秋》主旨在于尊王。保守派不承认刘敞等学者对《春秋》新解的价值。与此同时，王安石却把这部经比作“陈旧破烂的朝廷小报”汇编。至南宋，《春秋》再度成为显学，但在注释方面却未取得太大的学术进步。一些知识分子引用它来批评时政并从中发展出一套辩论艺术。二者都曾流行一时，但均未产生高质量的学术。

--摘编自[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宋代经书研究”为主题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一   1570年，安特卫普出现了名为《地球大观》的地图集。其作品利用大量航海日志与地图资料，采用统一的投影法、比例尺和“一图配一文”规则，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荷兰人很快效仿这种制图和商业模式，阿姆斯特丹成为后起的行业中心，“地图集”作为一种新型出版物开始流行起来。

1594年，法国人莫里斯·布格罗出版了一部国家地图集《法兰西大观》，收录了18幅王国地图，将古代高卢的疆域同当下法兰西的领土对应起来。波旁王朝也在边境省份任命了多位“国王工程师”负责地形的勘测，并且配备了专门的地图绘制人员。第一幅《新绘高卢王国地图》被置于亨利四世的半身像下，底部还有歌颂国王的铭文。

——于京东《地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材料二   清末以降，采用西方印刷技术的新式地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出版救国”的重要媒介。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涉足地图出版领域，特别是伴随“癸卯学制”的颁行，为配合中小学“最新教科书”的编辑与发行，相继译印《西洋历史地图》《瀛寰全图》《万国舆图》等教学地图，颇受当时中小学教材市场的欢迎。同时，感于“日俄开战，于我国关系甚大”，于1904年出版发行了《最新满洲朝鲜地图》，成为清末较有代表性的实物地图。

——李鹏《清末民国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

材料一   户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年，为户籍相伍”。刘邦入咸阳时，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使汉政权获益匪浅。《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年)夏，下诏，“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即户籍)，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要求重建户籍制度。

--摘自张德美《秦汉时期户籍的造程序》等

材料二   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户律》单独成章，并被后世法典所继承。在秦朝“宗族籍”“宦籍”“市籍”之外，增加了“后妃籍”“侯籍”“博士弟子籍”等特殊户籍。平民户籍第一次被称为“编户民”，并规定“赏不满千钱者”为贫民，“民赏不满三万”为“小家”，十万为“中家”和“大家”的界线，百万以上为“高贤富人”。户籍登记一般为姓名、籍贯、爵级、住址、年龄等，但不同“名籍”又有差异。如计赞名籍登记财产及估价，低级官吏名籍记任职单位……逃犯名籍记体貌特征等。户籍迁移也有一定的程序，还制定了“首法”，打击范围从逃亡者扩大到藏匿者，不少王侯因此被削爵下狱。

--摘编自林浩《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