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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日常读物与国家统治

宋代统治者提出“以文化成天下”，这得到宋代士绅的积极响应，他们常常通过蒙学读物和家训读物等日常读物的传播，把上层人士的诸如等级伦理、社会道德等广泛地传递到民众之中。

蒙学读物是日常读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蒙学读物主要指在民间流传的训诲劝诫文献，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这些读物因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为基层民众接受教育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加强了社会教化的力度和广度。

家训读物从某种意义上加速了儒学的社会化过程。宋代的家训读物，几乎篇篇都要提及到“孝悌忠信，敦宗睦族”，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家”与“国”联系紧密，密不可分。既然如此，调整两方面关系的道德规范“孝”和“忠”也就没有了本质差别。“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所以，比起国家严厉的行政命令，家训中这种亲情的感化和委婉说教，显得更有说服力，日常读物在宋代国家统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摘编自王有英《宋代日常读物与社会教化》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反对不教而刑，主张“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在民本理念下，“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西周时要求“惟察惟法”，防止官吏在司法活动中枉法裁判。法家则提出“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周礼·秋官》有“三赦之法”，即对年少体弱的人、七八十岁的老人及智力有障碍的人采取宽宥政策。秦汉以后建立了一系列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原则和法律制度。《唐律疏议》的相关规定发展得更加成熟。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工业生产中的伤亡事故频繁，工人生活条件与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俾斯麦政府通过立法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障。自1883年起，俾斯麦政府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老年人与伤残者保险法》，为工人及其家属、工伤者提供医疗保障，同时也为老年人及伤残者提供养老金和津贴。

——摘编自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

材料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几部重要法律。1982年宪法颁布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此后，全国人大先后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写入宪法。

——摘编自许安标《新中国70年立法的成就与经验》

王崇伦，1953年在机修总厂工作期间，先后8次改进工具，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解决了车间设备不平衡的问题。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完成了很多年的工作量，成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材料一   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部落群体社会中，唐尧、虞舜虽然还没有建立国家形式，但却有权发表个人意见，帝位在和谐协商中通过禅让被传给贤者，他们的行为在尊重仁和礼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出了原始民主的倾向，五帝在精神方面的贡献特别突出了远古的民主特点。在许多古籍中都有关于黄帝、尧、舜的记载和叙述，尧舜时期最大的文明特征就是在仁与礼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民主化倾向的帝位禅让制。尧舜从仁与礼出发，自然地流露出民主作风。他们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把帝位传给贤人，这体现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浓厚的民主化倾向。

——摘编自罗志野《帝位禅让：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民主倾向》

材料二   根据最新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可以把5000年间连续发展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内在演化轨迹，概括为“五帝”时代的邦国联盟、夏商周之际的王制国家、秦汉以降的帝制国家三个阶段。夏朝开创的王制国家，为后世商周王朝所认同并沿袭，其核心体制机制在于夏商周三代以天下共主的身份，构建起王国与诸邦(诸侯国)两级国家政权互依并存的政治格局。夏代上承五帝，其九州、五服、四海与商代的内服、外服，以及周代王畿内外各种居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是三代王朝在近2 000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维系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深层机制。各地邦国与诸部对于三代王朝政治上、文化上的普遍认同，也是古代“中国”最终走向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内在原因。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夏商周确立“中国”的最初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