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到公元前2000年，在亚非欧混乱的物种交流中诞生了从黄河流域到尼罗河流域几个伟大的古代文明。占城稻是最先种植于越南的一个农作物品种。中国从1012年起开始广泛种植占城稻，占城稻使中国出现粮食盈余。宋朝巨大的经济扩张，更具商业化的经济体系的出现，甚至北部地区煤铁原始工业化的发展都依赖于粮食盈余这一基础条件。大约2000年前开始的班图人迁徙可能把几种萨赫勒地区的农作物（主要是高梁和粟）传遍了整个非洲东部和南部，他们还可能把一些传染性疾病带到了这些地区。这些疾病摧残了非洲南部那些原本与世隔绝的土著居民。来自非洲的龙爪粟大约1000年前才传到印度，但很快便成为喜马拉雅山麓和印度最南部居民的主食用粮。

——摘编自[美]约翰·麦克尼尔著，夏天译《世界历史中的物种交流》

材料二 随着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新的商品开始在欧洲市场上出现。美洲的烟草、可可，中国的茶叶、瓷器，印度的蔗糖、香水，北亚和北美的毛皮，都成了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咖啡、大米、香料、布匹等的交易量也大增。欧洲人还取得了许多新的渔场、林场。由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舶来品还使一些新的工业行业得到了蓬勃发展。1500—1700年，至少1/5的金银被欧洲人用于装饰，生产金银质的花边、布料、刺绣品、首饰，金银加工工业得到发展。再以香料为例，以前威尼斯商人从地中海沿岸收购的香料，每年不过2100吨。在直通印度的新航路开辟之后，每年运往里斯本的香料就骤增到7000吨。到1503年，里斯本的胡椒价格已降到威尼斯的1/5。欧洲的各种商品，主要是手工业产品也大量倾销到东方沿海国家、东非、美洲，流入北亚。

——摘编自萧国亮、隋福民著：《世界经济史》

注：n为遗址该区域采集的浮选样品数

材料一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表述：（英国拥有）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英国还拥有更多的，可作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由于行会较早瓦解，由于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打散工的人，否则，就不得不去城里找工作。

材料二 巴贝奇开宗明义地指出，机械化生产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伟大工业的奠基”。他指出，一个首要的因素，就是高度细化的分工，高效的生产单位必须要把特定生产过程中最有效的劳动分工所需要的工种类别再翻上几倍。他还提到了各种花销的数额，其中包括机器的保养和维修人员以及会计人员的费用，在规模太小的工厂里，他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将生产的各个阶段集中在一座大楼中，会降低运输成本，并且使一个实体能够负责质量控制，这就降低了失误的可能性。

——摘自乔舒亚·B.弗里曼《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材料三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摘引自[英]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双城记》

材料 1949年至1971年。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与部分建交国家进行动物交流。1957年开始，作为国礼，大熊猫被先后赠予苏联、朝鲜。1958年，美国民间机构委托奥地利商人用一批非洲动物与中国交换大熊猫，美国政府拒绝大熊猫入境，称之为“Communist panda”（共产主义熊猫）1972年至1992年。1972年以后，我国政府先后向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和联邦德国赠送大熊猫。大熊猫展示出了惊人的魅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形象。西方主流媒体出现“Panda diplomacy”（熊猫外交）一词，并多以rare（珍稀）、cuddly（可爱）、good-will（好运）形容熊猫，称其为中国人民的友好大使。1992年至今。1992年以来，大熊猫逐渐成为更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形象。媒体及文化产品中大量出现熊猫形象：我国影片中大熊猫形象更突出勇敢、坚强、无私无畏等民族精神；好莱坞《功夫熊猫》系列则承载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等“美国梦”典型元素；“iPanda熊猫频道”直播平台在全世界拥有大量粉丝。大熊猫更成为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2018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原型

——整理自赵丽君、郑保卫《国家形象视角的“熊猫外交”研究》等

根据材料，结合新中国外交史相关知识，围绕“熊猫外交”，自拟论题，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严谨，表述成文。）

材料一 从西汉起儒家的法律思想被奉为正统。不过儒家虽然主张礼法并用，但在他们眼中，礼与法不是半斤八两，中国封建法制的实际情况是“礼治”长期占主导地位。儒家认为刑罚必须以礼德为依据，以伦理为统率，刑罚只能惩罚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患于未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最初，刑起于兵，后来有了法，但主要还是刑法，人们一谈起法就很自然地与刑罚联系起来。平民百姓都谈法变色，视诉讼为畏途。儒家在法与人的关系上，认为政事的兴废、法制存亡，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法家虽然反对“人治”，可是，他们又主张“法自君出”，最终还是没有跳出“人治”的窠臼。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法自君出被视为天经地义。

——摘编自刘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材料二 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是在经济发展、氏族纽带被冲破的前提下，由于外来平民与本国贵族的激烈斗争，迫使贵族不断让步，被迫妥协而产生的。罗马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治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系之中。他们很早就把法律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从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法律思想家。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世俗君权的膨胀，思想家们在驳斥教权专横的同时，对世俗专制也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抨击，批判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专制、人治上。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法令，正式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自此，世俗社会的制定法不仅要体现和服从永恒的自然法，还要体现和服从上帝的神法。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法典中大量的关于刑事内容的规定被民法化了，西方的公法也具有强烈的私法化的倾向。

——摘编自于力军《中西法文化差异与中国法文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