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猛，长途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客观上需要易于携带且价值量大的货币。明朝建国初是以铜钱为法定货币，洪武八年，明太祖命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在发行时就以法律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实物交易，违者治罪。但由于明代宝钞的发行并无准备金，宝钞在发行之初便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导致了百姓对宝钞的极不信任并弃而不用，迫使明政府接纳和认可了这一趋势。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最终在制度上确立了白银法定货币的地位。明代银本位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货币供给的不稳定，无法根本解决白银的供求矛盾，是历史的机遇促成了白银货币化切实可行。

——摘编自陈昆《宝钞崩坏、白银需求与海外白银流入》等

材料二   1932年，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式发行苏维埃国币。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苏维埃公民及一切居民，都要用苏维埃国币”的口号。国币代表苏维埃政府的信用，是以银元为本位的可兑换货币，每发100元的国币，需要30元银元的本位币支撑。为实现财政平衡，苏维埃国家银行代理中央政府发行并推销了三次公债。一期和二期发行的公债均为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第三期公债为经济建设公债，为300万元，“100万供给红军作战费，200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对外贸易作本钱”。国家银行投资创建合作社和商业体系，并向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放贷。农民可向信用合作社借贷，以低利息购买耕牛、肥料、种子等，以抵制高利贷的盘削。

——摘编自李婧、姜雪晴《从“工”字银元到边币》

注：“三面议开”指买方、卖方和证人三方商议确定，是清代契约的固定格式。

材料   工业革命后，越来越多的机器取代了双手，蒸汽机取代了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火车和汽船取代了马车、牛车和帆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和内燃机得到广泛运用，新兴产业部门兴起，不仅在体力上解放了人类，“解放”还延伸到人类的脑力。20世纪上半期，在物理学革命的带动下，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加速运行、不断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劳动被否定，相反，人的创新性、应变性和智慧性等特征使其在智能工厂中的作用愈发变得“核心化 ” 。

这一进程对人类的心理状态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开始产生持久的创造、发展和改进的动力，“变化而非停滞”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世界和人类的未来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重拾我们作为行动者、创造者、实际问题解决者的本能。

——摘编自（英）罗杰 · 奥斯本《钢铁、蒸汽与资本：工业革命的起源》等

材料   有学者认为，亚洲与欧美世界的关系，曾出现以下四次浪潮：

一是始于8世纪，亚洲“开放体制”与欧洲“闭锁体制”长期共存的时代；

二是始于16世纪，西欧入侵亚洲，亚洲自我防卫的时代；

三是始于19世纪，欧美国家正式“统治”亚洲的时代；

四是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包括亚洲和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地相互依存的时代。

围绕“亚洲与欧美世界的关系”这一主题，就材料整体或部分观点，提出你的见解（赞成、质疑、修改皆可），并结合世界史相关知识进行阐释。（要求：见解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准确）

某学者曾提出制度派生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制度并非人类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派生出来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和速度决定了经济体系的组合结构，进而影响了以国家为载体的制度安排；二是国家在应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实践中被既得利益集团主导，逐步演变为固定的制度安排。

--摘编自温铁军《国家形式的差距与起源》

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对材料中该学者的观点加以评析。(要求：观点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逻逻清晰。)

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春节文化建设丰富多样。华北根据地春节宣传委员会作为专设机构负责宣传工作，把握好宣传的主题和方向，比如，1941年11月，冀南区党委宣传部下发春节宣传工作指示，要求着重宣传反扫荡教育、边区抗战和建设成绩等内容。边区宣教人员和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基层，挖掘和运用春节元素进行政治宣传。物质慰劳是华北根据地常见的春节优抚形式，1940年春节，中共北方局组织发动了向抗属赠送年礼运动，各地掀起慰劳热潮。春节期间，华北根据地各级领导都会到抗属或军属家中进行慰问，或者帮着贴春联，包饺子，或者帮助扫雪，担水等，一起过年，还通过发慰问信、贺年卡等形式表达关心和敬意。华北根据地还充分发挥已有村庄娱乐组织的功用，如扭秧歌、演大戏、唱小调、耍社火，并注意在保留传统娱乐形式的同时，创造出一些新的、普通民众能直接参与的表演形式，开展针对陋俗的治理行动也是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化建设的重要活动。

--摘编自李军全《华北根据地的春节文化建设及其经验》

材料一   明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三司”。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废中书省，同时升六部品秩，直接对皇帝负责，又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称“五军都督府”。这可视作明朝国家权力结构的第一轮变化。而第二轮整体性调整和定型，发生在永乐至嘉靖时期。这一阶段的重大变化，主要集中在由翰林院分离出的内阁，始为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继而成为处理国家政务的外廷中枢机关；司礼监逐渐凌驾于内官监之上，成为内府二十四衡门的首署，并成为处理国家政务的内廷中枢机关。明代中后期的定权表现方式已不再如洪武、永乐时一般，事无巨细皆由皇帝亲自裁决，而是依靠各系统、各衙门间的相互制衡。这-时期政治制度日益化、官员贪污受、结党营私，反封建民主思想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郑从度《书明代政治制度历史，悟国家权力演变规律》

材料二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王权较弱。12-13世纪是教皇权力的辉煌时期。教皇的权力扩张使得王权受到极大限制。教皇不仅是最有势力的对建领主，还经常把自己当作基督教世界的监管者，有权判断世俗君主的统治是否称职，决定王位继承牛争中的胜出者，国王在与教皇的争斗中处于不利地位。贵族通过法律以及惯例(习惯法)对王权进行限制，形成了“王在法下”的局面。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实力和胆量，就能借用国王统治权，在地方上扮演国王的角色，无需对国王或官员负责。西歌中世纪后期，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不断扩张领土，君主趁机壮大军事力量，削弱对建贵族和教会的势力，建立起专制王权。这个过程中，大规模战争、城市争取自治的斗争和教会权威降低都成为加强王权的有利因素。然而，伴随封建领主制度解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发展，对建制度逐渐解体。

——摘编自成学江、王云会、刘芳《跨越千年的西政中世纪(一)权力从分散走向集中——西欧中世纪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