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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清末民初，古已有之的“近世”“近代”获得了现代意义上历史分期的新意“近世”通常指明清以来，“近代”则多指鸦片战争以后。184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近代化”变迁，堪称“数千年来有之变局”。人们通常忽略了传统农业社会在此“变局”之前两三百年间已经酝酿着重大的社会变动，可名之为“近世化”趋势。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是近世渐变与近代突变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在从“近世”向“近代”转型的背景下，围绕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展开。建构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放宽视野，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和更长的时段中观察、思考。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明清之际，尤其要重视明清之际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变迁；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之后，因为还存在一个从旧中国转变为新中国的历史过渡期。

——摘编自马敏《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简要论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1831年，英国政府规定，经政府批准的移澳者可领取一定的路费和其他补助。他们抵澳后，殖民当局还给予土地、农具和牲畜，并无偿提供流放犯人劳动力。“从1831年至1850年，根据政府安排和津贴计划，来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移民在二十万人以上。”这一年，英国实行了土地出售制，缴纳一定金额可以购买澳洲土地。从此，把母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逐步移植进来。1839年，英国政府废除了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罪犯的制度，而后相继废除了其它地区的流放制。1851年，英国掀起了新一轮移民澳洲的高潮，淘金热下，仅仅两年内的自由移民的人数就超过了过去70年流放犯人数的总和，非土著人口增加了两倍。

——摘编自沈永兴张秋生高国荣《澳大利亚》

材料二  近代以来至20世纪初，绝大部分华工以契约制出国，即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费用，时称“契约华工”。其国内推力，来自乾嘉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和朝廷被迫允许华工出洋。到20世纪前期，约有200万华工被送往东南亚，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种植园和以锡矿为主的矿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东南亚的烟草、可可、蔗糖、肉豆蔻、橡胶、波萝等种植园正处于大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大量劳动力。从1888～1908年，仅从汕头运往苏门答腊的烟草种植园的华工就达13万人。

——摘编自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

材料一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是指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战国后期仅剩下七雄与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此后，认为自己继承了华夏文明正统的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的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再往后直至现代，基本都沿用“中国”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改编自葛剑雄《“中国”名称的由来及“北京”称谓的变迁》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当局仓促立国，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但是，日本压迫愈紧，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经历抗日战争，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各民族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中共以农村为基地，动员民众，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于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经过百年炼铸的诉求，其威力莫可与京！

——改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1882-1907年德国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