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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棉花：一部全球文化史。棉花及棉织品的传播书写了一部棉花与人类互动的物质文化交流史，图1、2、3勾画出世界棉花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空间安排。

——据[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

材料一  二战后的美国作为文化产品出口大国，占据着40%的国际市场份额，控制着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市场年销售总额为170亿美元，占全球85%的份额。其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拓由政府委托的机构和社团组织承担，这些非政府组织按照独立的章程和严格的法规开展工作。美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投资和税收等方面调控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各种高科技为载体的文化产品，在创造全新生活理念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文化需求。迪士尼公司在东京等地建立迪士尼主题公园，走的就是技术路线。美国从全球范围内获取资金，并网罗大批科技和文艺人才，移民的涌入推动了文化产业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及对其他国家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总之，美国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摘编自李燕《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与案例研究》

材料二  持续500多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在全世界留下了“西方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除了欧洲本土以外，由于欧洲人在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大规模移民，使今天的美洲、澳洲、西伯利亚等地都已经成为欧洲移民后代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洲的土著居民已经成为绝对的少数族群。持续500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还带来了欧洲语言宗教的全球化……“西方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顶点，其他任何形式的改变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到来。任何持有这种信仰的人都坚信自己有责任维持西方文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想象不出还有比西方至高无上的社会更好的世界。”

——摘编自张汝伦《西方文明本质的反思》

材料三  从二战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逐渐接受了大量的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移民，包括素质较高的技术移民、留学移民、投资移民等。与此同时……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开始陆续迁往欧美。如果说西方的殖民主义曾经开启了全球化的大门，导致西方的种族和文明形成了全世界分布的态势，那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带来了一种“逆向殖民”的趋势，前殖民地国家有色人种的较高出生率正推动这些地区的人口逐步向欧洲本土和北美、澳洲等地区迁徙，形成了一种新的移民文化分布。

——摘编自【美】苏珊·马丁《国际移民的演化趋势：百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政府已颁布《专利法》，保护技术发明创新。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英国通过《航海条例》鼓励扩展海外贸易和市场。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不仅如此，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圈地运动带来的大批雇佣劳动力，英国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起来。有资料记载，当时的手工工场造一根针就要分成18道工序，每个工人完成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分工协作，平均每个工人每天能生产4 800枚针，分工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劳动工具专门化，这就为发明和使用机器创造了条件。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发端于洋务运动。比之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进行的产业革命，中国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下出现了产业革命迹象。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冲击后，为挽救统治危机，洋务派引进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也创置了一些有益于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设施，但因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不论是官府出资兴办的军事工业还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都难以挣脱君主专制传统的羁绊。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作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观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如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