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①“规定了一切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把所有法国人置于平等的地位”

②“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行为”

③“联邦主席职位属于普鲁士国王……联邦议会与帝国议会的召集、开会、延会、闭会之权属于皇帝……”

④“本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全属合众国的国会……行政权力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一个最高法院以及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

①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陆基本完成 
②国家成功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③“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 
④全国掀起工农业“大跃进”运动

①湘淮系官僚集团崛起
②东南互保
③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宣布独立
④义和团运动

①三省长官共议国事，执宰相之职 
②“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③长安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 
④高僧法显前往天竺收集梵文经典

材料一 大约从1500年到1800年，世界移民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来到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大部分地区定居。在这300年中，移民通常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相对大量的农业定居，第二种是少数管理人员和工匠，第三种是更小的企业家建立种植园，以生产原材料促进欧洲的重商主义经济的增长，第四种是罪犯因犯罪受到刑罚，被殖民国家送往海外。虽然参与种植园生产的欧洲人很少，但他们对美洲的人口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

材料二 在19世纪初的欧洲，收完庄稼的农民、流浪汉、走街串巷的修补匠、沿街叫卖的小贩、运货的马车夫以及牲畜贩子，屡见不鲜。但是在1846～1875年，约有900多万人离开欧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国。这个数字等于1851年伦敦人口的四倍。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离开欧洲的总人数不超过100万。以1885年的柏林为例，计有81%的食品供应人员，以及83.5%的建筑工人和85%的运输工人是外地移民。

——摘编自【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

材料三 

——据《现代社会的移民和多元文化》编制

材料一 汉高祖刘邦的《高帝求贤诏》说：“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注明）行（言行）、义（通“仪”，仪表）、年（年龄）。（官员）有而弗言（推荐的言行），觉（发现），免（免职）。年老癃病，勿遣。”后来，汉武帝沿用并发展了这一措施。唐朝时期也规定，在考试通过之后，还要经过吏部的面试，面试的内容为“身（相貌）”、“言（言行）”、“书（书法）”、“判（逻辑思维）”等，形成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社会活力。

——摘编自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

材料二 早在唐宋时期，中国的科举就吸引了诸多外国考生应试，日本、朝鲜（今朝鲜、韩国）和越南还仿效中国，在本国实行科举选官制度。自16世纪起，中国科举制度就由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传入西方。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英、法、德、美等国也从中国科举考试“自由报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合理性中得到有益启示，并纷纷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据不完全统计，自1570年至1870年的300年间，外文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达120余种。

——摘编自【英】崔瑞德《剑桥中国史》

材料三                                           

——摘编自薛立强、刘文花等《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

材料一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途径主要有四条，即设立变法的专门机构，鼓励神宗独断，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用人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它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减少，专制性加强。监察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为权臣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实用主义的用人路线，使社会风气大坏，投机钻营者得势，贪污贿赂成风，政府成为腐败的温床。

——摘编自漆侠《王安石变法》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分别是太平天国后的“变法自强”，戊戌年前后的维新运动，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1910～1911年的“请开国会”运动，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材料三 国民政府于1948年发行金圆券时，金银外币被强制性地全面收兑，不仅退出货币领域，还被排除于商品流通领域。与此同时，厉行限价政策。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之初，曾宣布20亿元的发行限额，但是当月底便突破限额达到32亿余元，1948年年底为82亿余元。进入1949年之后，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的全面失败，军政各费支出倍增，而各种税收反形锐减，收支差额益巨，钞券发行遂急剧膨胀，物资匮乏，物价愈涨，而金圆券贬值愈速。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