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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宋元时期，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以北苑为代表的建安茶园被列为官茶园。北苑茶品种繁多，《东溪试茶录》中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次曰甘叶茶、三曰早茶、四曰细叶茶、五曰稽茶、六曰晚茶、七曰丛茶。”制作贡茶的茶叶取用早茶以上的茶种，其制作过程十分讲究，也特别奢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大观年后，建茶岁贡20余万斤。除上贡朝廷外，还有大量销售。南宋以后，建茶产量更是剧增。鸦片战争后，福建茶叶生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迅猛发展。1853年，朝廷准许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洋行买办内地收购茶叶制度的实行，直接将内地茶叶经济与沿海茶叶贸易对接起来。1858年，外商到中国内地购货出洋只要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极大降低了从武夷山运茶出洋的成本。19世纪70年代晚期，福州茶叶输出居全国之首，走向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

——摘编自刘锡涛《试探福建茶叶生产及近代茶叶外贸鼎盛的原因》

材料   团结就是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根据材料并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自拟论题，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唐代出现了多个新兴节日。开元十七年（729），唐玄宗批准了百官以皇帝生日为千秋节（皇帝诞节）的奏请，下令全国“休假三日”。天宝五载（746），有大臣上奏，“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玄宗应允。贞元五年（789），唐德宗颁布《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敕》，允准内外官司在中和节“休假一日”。在中和节这一天，百官要献农书，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粒来赠送亲友。此外，清明节和中秋节也诞生于唐代。

——摘编自张勃、李学娟《唐代节日特征述论》

材料二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表现出日益强烈的世俗化倾向，理性神崇拜、反宗教化妆舞会等活动的出现，直接体现了人民大众对狂欢文化的热情。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庆典，则出现了数万人共同宣誓效忠祖国的新气象，反映了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鲜明特征。卢梭认为剧院里的演出绝不是人民的节日，人民的节日应当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让群众广泛参与，自己变成演员，“让每个人都走到别人当中并使自己得到愉悦，以便使大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摘编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材料三   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迄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它由驱毒辟邪的时令习俗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竞渡等民间活动。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都有庆贺端午的习俗，只是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根源都来自中国。2008年，端午节正式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摘编自白祖偕等《屈原与端午，为何能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材料一 1894年，张謇在高中状元后，耳闻目睹了朝廷的腐败、政治的惊心动魄，加上甲午战败的耻辱，他入仕热情锐减，救国之情在他心中点燃。1895年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后陆续兴办了34个辅助企业。1903年，他赴日本考察，认识到“欧美各国，工列专科；日本崛起，先图工业”“苟欲兴工，必先兴学。”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张謇在南通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立学校——通州师范学校。1914年，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本着“实业为民生国计之原”，主持制定了40多项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摘编自王敦琴《孙中山、张謇民生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孙中山目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种种弊端后，产生了“建立至完美社会”的大胆设想，欲防患于未然。鉴于此，他提出“诚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思想，试图通过征收单一地价税，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从而为中国跻身世界大国做准备。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也有所增强。一向“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孙中山，很快抓住了当时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资本问题。他开始将民生建设的重点转向“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上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并行，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摘编自范海龙《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及现实启示》

材料一“旌表”意为统治者公开表扬道德高尚或有杰出成就的人。汉王朝政治、经济及社会思想取得的成就，为旌表制度发展提供了沃土。汉代旌表制度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兴盛，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关于旌表活动的文献记载大量出现，如《后汉书。百官志五》载录：“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汉代旌表方式有“刻石表之”、“表其墓”、“表其闾”、“刊石立铭”、“立图表之”和“刻字于摩崖”，其中最普遍的旌表的场所为表闾和表墓，用以教化民众，美化地方风俗。

——摘编自陈自菲《中国古代门类旌表建筑制度研究》

材料二 宋元时期封建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专制王权不断强化，忠孝节义绝对化。自宋太祖起以“文德致治”，后宋太宗、宋真宗亲身示范作榜样尊孔子，以孔子作“人伦之表”，称儒学是“帝王之道”。在整体社会实践层面上，书院的制度化、体系化发展成为榜样教育全面强化与普及的关键性载体。士大夫的著作中颂扬儒家伦理道德的篇章比比皆是，如《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赞扬汴州官员忧国忧民的突出政绩；《王彦章画像记》颂扬主人公的义勇忠信的宝贵品德；《陈氏荣乡亭记》强调读书力行、守道自修的良好行为。此外，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积极吸收与借鉴了宋的榜样教育政策，推崇儒学。

——摘编自李亚静《中国古代榜样教育的演进历程及其时代价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