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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  2酒泉 3 嘉峪关 4 高台 5 永昌

材料一：隋唐时期，邸店在各大商业城市大量兴办，主要服务于大宗商品交易。至唐朝中叶，栖坊逐渐从邸店中分离出来，由颇具资本的商人运营，成为专门为客商进行钱财寄存的地方，柜坊帮助客商进行钱财的保管，并进行柜租的收取，而且还能凭借相关信物来帮助客商进行款项的支付。柜坊还兼营放高利贷，客商通过粮食和布帛等作为抵押，以此借取回访的钱财还款的利息大约超过40%。由于柜坊所拥有的资金量较大，所以富商都愿将钱财寄存其中。而主要的剥削对象还是唐朝的农民。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曾经说过，唐朝的柜坊可以说是纯粹的专门经营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早于欧洲的奥格斯堡和佛罗伦萨700多年。

——摘编自孙金文王常健《“柜坊”对唐代商业发展的影响探索》

材料二：明清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加速了金属货币的流通，从而造成市面上钱色不一，这就促使银钱兑换业得以发展，由此催生了专门经营银钱兑换业务的机构——钱铺银号，明清时期，“钱铺开设随地皆有”，钱铺银号大多在县城及大城市，而钱店、钱桌、钱肆在县及镇一级区域。为了平抑钱价，雍正年间下令开设官钱铺，由户部提出相应的钱法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军饷拥堵甚高的问题。由于钱铺银号的经营环境相对宽松，在运行中因一些不法商人从中谋取利益，为此清中期对钱铺银号管理更加“精细化”，开设前需要到内务府报备登记在册，并进行五家互保实行连带责任制度。此外对日常犯罪的打击、防范亦实行了诸多措施，如严厉打击盗劫者、对官员疏忽问责等。钱铺银号以经营银钱兑换而兴起，随着发展存放贷、发行银钱票等逐渐成为主业。就借贷来说，覆盖对城乡贫民的生活借贷、对手工亚、矿冶业及运输业的资金放贷和对工商企业进行经营性放贷等多种放贷渠道。

——摘编自刘娜《明清时期钱铺银号研究》

材料：在夏、商政治遗产的基础上，西周以血缘为纽带，在强调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前提下分封诸侯。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天下”“禹迹”为核心的疆域认同。在“天下”范围内，正统或共主地位成为历代王朝的共同追求。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最初体现为天命观。西周铭文及《诗经》《尚书》，皆称文王、武王“受命”。“受命”的关键是敬德保民，天命所归必是民心所向。春秋时期，诸侯亦可称先祖“受命”，“天命”不再是周天子专利。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追慕夏人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中原诸侯亦以“诸夏”自居，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管仲也强调“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面对春秋战国混乱的秩序，齐桓公“一匡天下”，楚庄王问鼎中原，皆有一统天下之志。兼并战争带来连锁反应。战国七雄纷纷变法图强。变法的主题不外乎强化君主集权、尊贤、尚法、富国、强兵。在时代巨变中中央集权已呼之欲出。春秋战国商业空前繁荣，商人活跃于各诸侯国间，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商品贸易。无论是中原诸国还是与“蛮夷戎狄”杂处的秦、楚、吴、越等，都继承了商周以来的汉字系统、文化典籍和礼乐文明。各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融合与扩大。

——摘编自陈民镇《春秋战国的基本走向》

根据材料，围绕“春秋战国社会转型”自拟一个恰当的论题，并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论题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评测                                                                                                                   

——摘编自卜风贤《传统农业时代荒灾风险和粮食安全评价》

材料二：明代北方两年三熟制已有规模。清代北方两年三熟制有了更大发展，直隶开辟的井灌园地“每亩可收麦三斗……棉花每亩可收七八十斤，其余不过种植高粱、黍、豆等项……计所获利息，井地与旱地实有三四倍之殊”。在北方，实行两年三熟制的土地比一年一熟制的土地可增产12%至32%。在南方实行一年两熟制和一年三熟制，推广种植双季稻。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乾隆时，番薯由南方推广到北方。在陕南、湘西、鄂西和赣南等地外地客民进入丘陵山区广泛种植玉米，这里成为新发展的农业地区。

——摘编自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的生活水平》

材料：秦国地处边陲，俗近西戎。秦孝公回顾秦朝历史时，发出了“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感“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居住习惯，使大家庭的形式颜为普遍，这制约了国家实际控制户数的增长，不利于国家收入的提高。“慢于礼义”、勇于私斗的民风，则使人们注重私利，缺乏公利意识。为此，商鞅颁布了“分异令”，单位家庭内如果有两个及以上成年儿子，要为其子分家，否则要加倍征收其家之赋税。此外，商鞅还下令“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商鞅变法数十年后，荀子曾游历至秦国，对秦国民风有这样一番感慨：“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汉初儒生贾谊对此确有不同的评价，“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