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中世纪末，随着商业的复兴，集市的性质逐渐发生改变，其不再是短暂的商人聚会的场所，一些大型集市开始向长期的、固定的、综合的交易所转变，尤其是大型集市。这不仅体现了集市交易量的增多和水平的提高，更为其周围地区间加强经济联系和国际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法国香槟集市在14世纪走向衰落，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意大利商人开始在靠近法国北部边界的勃艮第公爵领地下的布鲁日建立起固定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除了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欧洲其他主要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伦敦等也陆续建起了多功能的商品交易所……14世纪末，尼德兰南部地区的集市取代香槟集市成为连接地中海和北海地区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尼德兰集市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其商品种类丰富。呢绒和布匹是最重要的商品，还有羊毛、染料（明矾）粉笔、西班牙绿、香料、药用产品、香水、香精、油脂、蜡、金属和酒等。

——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末西欧集市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发展的主要原因。

材料   在“庄园——村庄混合共同体”中，“庄园”和“村庄”是平行共存的两种成分，“混合共同体”是对这一组合的定性。实际上，封建制下的庄园并未吞并久已存在的村社，二者没有一体化，也没有完全各行其是，而是有妥协、有抗争，形成一种独特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是乡村双重结构的基础，也是西欧乡村组织的历史特征……双重结构下的乡村组织是一个混合共同体。……因此在近代村庄共同体没有随庄园解体而消失，而是很快从混合共同体中剥离出来，与教会的堂区一类组织合作，继续在西欧乡村生活中发挥作用。

——摘编自侯建新《西欧中世纪乡村组织双重结构论》

在历史的学习中，有不少类似“庄园——村庄混合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内容，比如法治与德治、里甲制与宗族、科举与恩荫、王权与教权、庄园与教会等。请结合所学知识，以“……存在‘……——……混合共同体’”为题（如西欧中世纪存在“庄园——村庄混合共同体”），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题目选择具有与材料中混合共同体类似关系，论述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   按照荀子所说人性皆恶，并提出了通过教化的方式使“恶”成“善”，但并没有普及到整个国家各个阶级的所有百姓。当然荀子所指教化的内涵并不单纯指这六艺，但贵族与平民大众之间所受教化质量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他也承认了这种差异，于是《性恶》篇曰：“是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这样的概念，最终能够成圣的圣人往往本身就是能够接受六艺等高级教化的贵族……圣人与普通大众有差异是因为“伪”的差异，这种差异自然是因为所受礼义教化的环境以及质量的不同而导致的。这种方式从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这也说明荀子提出的通过礼义教化来解决性恶的方式本身就具有局限性。

——胡鐾潇《教化与法治——从“性恶论”中看儒家到法家的嬗变》

材料二   与西方社会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传统更加重视法律的教化作用，伯尔曼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社会在法律上人的性质上的差异性。具体言之，西方国家法律所预设的“人”是一个“理性而又谨慎的人”，一个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并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所预设的“人”则被认为是集体中的一员，一个应由法律来指引、教导和规训的“青年”。伯尔曼这一论述只是现象层面的说明，忽略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本质差别。西方国家法律蕴含的是一种“低平但稳固”的人性观，人被简化为追逐自己利益的个体。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所预设的人则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组成部分的道德能动者，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现实中的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符合这一预设，而法律就是诸多社会教化（或者说心灵的社会化）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陈亚飞《法律的教化性——从“法律信仰”论说开去》

此信息反映出

材料一 17—18世纪，法国出现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热”。知识分子们深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政治制度。中国历史的古老性和连续性首先对基督教神学的人类起源说和历史叙事造成了冲击。启蒙思想家们从“天下为公”“社稷为民而主”等儒学伦理道义中汲取灵感，进而怀疑宗教信仰和教会制度的合理性。中国的君主专制被认为是“开明专制”，君主关注社会治安和顺应民心的强大自律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启蒙思想家们极度赞美科举制，“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决定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法国学界承认，这种通过竞争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无疑来源于并且效仿了中国。

——摘编自张慧《“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1952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发表。钱穆指出：某一制度之创立，必然得自根自生，且与人事相配合，它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必有其渊源。讨论一项制度，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地域性”，推广而言，更该重视其“国别性”。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钱穆称之为历史意见。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士绅，又称“乡绅”“缙绅”，是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主要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这一群体不仅拥有朝廷赋予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同时还由于独占文化资本，具有对社会进行规范整合的文化权力。因此，可以说士绅是传统社会的地方领袖，通常奔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旨在“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扶危济困，仲裁纠纷，督修和维护地方上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士绅群体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摘编自王雄刚《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

材料二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起步，一些士绅开始投身近代实业和教育事业。1906年，清政府决定推行地方自治，这使得士绅不仅可以涉足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可以进一步涉足政治领域，公然在“官治”之旁形成另一种公共权力。这一时期，各种“新政”和自治机构的首领人员组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县议会议员、议长，教育、实业、财务等局所的首领，商会、农会、教育会会长，地方保卫团局首领等，由于这些人员扮演着传统士绅的社会角色，所以仍被地方社会称为“士绅”。新的士绅是一个权力群体，因此可以称之为新官绅阶层。

——摘编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