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亚非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77国集团”的建立，标志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觉醒和第三世界的逐步形成。新兴的民族国家不仅要继续捍卫政治独立，迫切要求发展民族经济，而且在反对外来干涉，增进亚非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以便在国际格局中作为整体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渴望和要求。

——摘编自高岱等《殖民扩张与南北关系》

材料二   “全球南方”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概念而来。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强调南方国家需要在全球层面共同努力。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球南方”被视为全球战略博弈和全球格局重塑的重要动力，成为百年变局深化演进的重要标示。

——摘编自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

材料三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努力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切实维护“全球南方”利益，推进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摘编自王健《“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秩序新变化》

材料一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列国在文化面貌上的接近，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观察，已达到空前的程度，民族文化的融合已突破原来六大区系的分野，这就为战国时期的兼并和秦的最终统一做好了准备。

——摘编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材料二   秦汉时代的文明，是在各地区、各族人民不同的文明基础上统一起来的，而在统一的前提下，又保持着各地、各族间不同程度的差异。秦汉时代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为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有利条件，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这种飞跃在后来还出现多次，但秦汉时代为首开其端的一次。大规模的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使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三   唐代文化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蓬勃发展的，带有统一帝国的宏伟，呈现一种兼容的气度，新的与旧的，中国固有的与外来的，南方的与北方的，相互交融共同前进。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这两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使中华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宋代日常读物与国家统治

宋代统治者提出“以文化成天下”，这得到宋代士绅的积极响应，他们常常通过蒙学读物和家训读物等日常读物的传播，把上层人士的诸如等级伦理、社会道德等广泛地传递到民众之中。

蒙学读物是日常读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蒙学读物主要指在民间流传的训诲劝诫文献，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这些读物因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为基层民众接受教育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加强了社会教化的力度和广度。

家训读物从某种意义上加速了儒学的社会化过程。宋代的家训读物，几乎篇篇都要提及到“孝悌忠信，敦宗睦族”，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家”与“国”联系紧密，密不可分。既然如此，调整两方面关系的道德规范“孝”和“忠”也就没有了本质差别。“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所以，比起国家严厉的行政命令，家训中这种亲情的感化和委婉说教，显得更有说服力，日常读物在宋代国家统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摘编自王有英《宋代日常读物与社会教化》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反对不教而刑，主张“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在民本理念下，“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西周时要求“惟察惟法”，防止官吏在司法活动中枉法裁判。法家则提出“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周礼·秋官》有“三赦之法”，即对年少体弱的人、七八十岁的老人及智力有障碍的人采取宽宥政策。秦汉以后建立了一系列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原则和法律制度。《唐律疏议》的相关规定发展得更加成熟。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工业生产中的伤亡事故频繁，工人生活条件与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俾斯麦政府通过立法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障。自1883年起，俾斯麦政府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老年人与伤残者保险法》，为工人及其家属、工伤者提供医疗保障，同时也为老年人及伤残者提供养老金和津贴。

——摘编自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

材料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几部重要法律。1982年宪法颁布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此后，全国人大先后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写入宪法。

——摘编自许安标《新中国70年立法的成就与经验》

王崇伦，1953年在机修总厂工作期间，先后8次改进工具，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解决了车间设备不平衡的问题。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完成了很多年的工作量，成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材料一   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部落群体社会中，唐尧、虞舜虽然还没有建立国家形式，但却有权发表个人意见，帝位在和谐协商中通过禅让被传给贤者，他们的行为在尊重仁和礼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出了原始民主的倾向，五帝在精神方面的贡献特别突出了远古的民主特点。在许多古籍中都有关于黄帝、尧、舜的记载和叙述，尧舜时期最大的文明特征就是在仁与礼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民主化倾向的帝位禅让制。尧舜从仁与礼出发，自然地流露出民主作风。他们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把帝位传给贤人，这体现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浓厚的民主化倾向。

——摘编自罗志野《帝位禅让：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民主倾向》

材料二   根据最新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可以把5000年间连续发展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内在演化轨迹，概括为“五帝”时代的邦国联盟、夏商周之际的王制国家、秦汉以降的帝制国家三个阶段。夏朝开创的王制国家，为后世商周王朝所认同并沿袭，其核心体制机制在于夏商周三代以天下共主的身份，构建起王国与诸邦(诸侯国)两级国家政权互依并存的政治格局。夏代上承五帝，其九州、五服、四海与商代的内服、外服，以及周代王畿内外各种居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是三代王朝在近2 000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维系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深层机制。各地邦国与诸部对于三代王朝政治上、文化上的普遍认同，也是古代“中国”最终走向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内在原因。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夏商周确立“中国”的最初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