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从材料中提取2—3个关键词，围绕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自拟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正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楚)

材料一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通令》除强调各地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应尽快限期开学外，内容还包括：清末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科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初等小学算术科目自第三学年始应兼课珠算；中学不分文、实科；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修业年限由五年改为四年；清末各学堂奖励出身制度一律废止。

——摘编自田正平《蔡元培与民初教育改革》

材料   周本为附属于殷商的“小邦国”，却能“翦商”成功，背后是天命观的转变。殷商崇尚鬼神，“帝”主宰万物，而周人将“帝”的权威转移至“天”，“天”是各部族共同敬信的至上神。周王权力获自天命。

克商后，周人提出“天命靡常”，认为天命可转移。天命转移的根据是“德”，周获天命源于周文王“克明德慎罚”。基于此，周统治者需如“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般爱护民众，以保天命。

周公制礼作乐，涵盖国家与日常生活。国家层面有吉、凶、宾、军、嘉五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宾礼亲邦国”等；民众生活涉及土地、关税、学校制度，以及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乐为礼之辅助，《礼记·乐记》载：“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兼具教化功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借乐舞共鸣提高文化认同，使礼乐从宗教走向伦理，注入“德”的核心。

——摘编自兰蓓蓓《周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根源——“黄河与华夏文明”之三》

从材料中提取至少一项周文化的内容，围绕“周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这一主题，自拟论题，并结合秦朝至清中期的相关历史知识进行阐释。（要求：可选择一个或多个朝代的历史阐释，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准确。）

材料一   下面是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整理的雅典公职人员产生的办法与任期（部分）情况表。

材料二

——摘编自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

材料一   英国制造业最初以棉纺织业等轻工业为突破口，后逐渐向重工业过渡。英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技术发明和创新，并迅速在制造业中得到推广和应用。英国与欧洲大陆、美洲、亚洲、非洲等地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贸易路线不断拓展。兰开夏地区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伯明翰地区以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闻名，这些地区的产业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更加紧密，从原材料的供应、零部件的生产到成品的组装和销售，各个环节相互配合，协同发展。工厂制的出现实现了生产的集中化和规模化。此外，股份制公司等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也开始出现，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制造业的发展。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节点，德国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赶超英国，美国也逐渐部分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这段时期英国有关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并未做出太大的调整。一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国际货币的本位货币开始由英镑向美元倾斜。伴随着英国殖民地的纷纷独立，英国制造业失去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摘编自张友丰《英国制造业发展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一五”计划，强调制造业的发展要服务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的利益，注重公平和社会效益。“一五”计划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涵盖了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制造、汽车、飞机等重要工业领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引进苏联的汽车制造技术，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一五”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格局，在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建设了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在包头、武汉等地建设钢铁基地，在西安、洛阳等地建设机械制造基地。工业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带动了交通运输、能源供应、原材料生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武汉长江大桥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不畏艰难，勇于创新，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大桥的建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成为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不仅连接了长江两岸的交通，也象征着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勇往直前的精神。

——摘编自董志凯《中国现代经济史》

材料三

——摘编自钱亮《贸易便利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材料一   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漕粮“海运”与“河运”之争

文渊阁大学士丘濬等人认为“财富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河道泛滥频发，且运河“运粮士卒，艰苦万状”。同时，“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若行海运，其运军行于海上，必然要加强军卒水战能力的训练。丘濬主张采用沈括《梦溪笔谈》中观天象的方法来预测天气，克服海运的未知风险。

河道都御史于湛认为河运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漕运形式，他讽刺元代海运政策，“而元因以亡，是元人不得会通河之利也”，“河运”实乃“民心所向”。民众以为运河开道“南北商贾，舳舻络绎，往来不绝，百货骈集，贾迁有无，远迩获利矣”。

——摘编自王丹妮《论明代漕粮海运、河运之争》

材料二   明中后期的河、海之争必然以罢停海运为结局。利玛窦对运河作为当时主要南北运道的人工河道的存在和维系，颇有不解，他认为“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

——摘编自解扬《”利玛窦难题”与明代海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