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图1 庙底沟类型尖底瓶型式演变                    图2 半坡类型尖底瓶型式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勇敢的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歼灭了无数日军，摧毁了大量的日本军用物资。援助中国进行的英勇抗战并最终发起反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的抗战是最终战胜日本的重要因素。

——【美】罗斯福《炉边谈话》

材料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说：“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摘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   （隋炀帝）开凿这几条运河，有经济的目的，也有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东晋南朝虽偏安一方，长江流域的经济却逐渐得到发展，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更显得富庶。……永济渠的兴修还应与伐高丽有关，因为当时已经决定征伐高丽，开凿了永济渠正好便于东征军事的运输。……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既已成为富庶的地区，而扬州更是当时极为繁荣的城市。这样的富庶地区和繁荣城市促使炀帝早日开凿有关的运河，并亲自前往游赏。

——摘自史念海《中国的运河》

材料二

①商品经济在我国居主导地位          ②江南地区的农民从事副业生产

③手工业中有新的经营方式             ④新型的工商业市镇开始出现

材料一   资产阶级在1848年前的60年里已经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皆取得胜利。只要记住这一点足矣。1789—1848年的岁月—那个时期的主线是双元革命：由英国发起、主要限于英国的工业改造和与法国有关、主要限于法国的政治改造，两者异曲同工，皆是新社会的胜利，一个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为“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当时人可不像我们现在这般肯定。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离乡背井、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世纪30—40年代是充满危机的年代，前景未卜，只有乐天派才敢对其结果作出预测。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

材料二   “工业革命”这个词有三层含义，首先它指工具改良和非生物动力在生产中的运用，其次它指劳动组织、工业结构及整个经济活动方式的转变，最后，它指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化，指社会整体变革的过程。

——摘编自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上表围绕“清末民初选官制度的变革”自拟论题，并运用表2中材料观点加以阐释。（论点明确，逻辑清晰，归纳概括）。

材料   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在摧毁旧的制度、改造社会环境、倡导新的社会观念中，实现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彻底改造的历史，如下表所示：

——摘编自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等

西方的权力：支配和衰落

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力量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正如一位作者所概括的，西方：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关于西方的第二幅图画却与这第一幅画面大不相同。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力量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

这两幅关于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画面，究竟哪一幅描绘了现实？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材料中关于二战后西方发展态势的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证。（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亦可提出自己的观点）

材料一：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