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整理自安筱鹏：《工具的革命与社会形态的演变》

有史以来，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认识历史。材料反映了一位学者对人类历史的阶段划分。指出其划分标准，并任选其中一个阶段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标准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整个民族人民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向。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德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德国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以来，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当时大多数德国民众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而是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法兰克福人等，也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没有尊重和认同感，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存在德意志民族观念，他们意识不到德意志。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人们的民族意识开始逐渐苏醒。德国知识分子也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启蒙”下，开始关心政治，并有了政治觉悟，于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诞生了。19世纪，拿破仑帝国的扩张使德意志民族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全德人民高涨的要求民族团结、反对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情感中上升为政治民族主义，德意志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体系最终形成。德国统一后，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和普鲁士流传下来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德意志民族优越感不断膨胀，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并加紧扩军备战。最终，之前反对民族分裂、渴望祖国统一、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性意识，开始一步步向极端民族主义发展。

——摘编自葛丽《德意志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变化研究》

材料一

①克盉、克委说明：出土于北京琉璃河的西周青铜器。两件青铜器都内铸铭文，款式有差异，但内容完全相同。铭文大意是：周王为表彰召公的功绩，封其子克为燕候，管理燕地的部族。燕侯制作了盉、盎来纪念这一事件。

②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封召公爽（sh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①科举制之外，②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府兵制、均田制、③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贞观之治、元盛世的施政精神是对既有制度予以严格实行，而非轻易推行制度改易。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材料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①体现了蕃汉分治的特点   ②不利于强化君主政治权威

③体现了崇文抑武的政策   ④源于农牧复合的经济形态

材料一   

史料一：马王堆一号汉墓简牍115号记有“唐（即“糖”）于类一笥（盛物品的竹器）”，112号记有“唐（糖）一笥”，竹笥中有“糖笥”木牌。

史料二：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新唐书》221上《西域列传·摩揭它》

史料三：嘉靖年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坠泥于漏中，视之，糖之上白色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云。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

材料二   约公元500年，古代印度佛典最早记载甘蔗、蔗糖的种植、制造和使用。8世纪，蔗糖经阿拉伯人广泛在欧洲大陆、北非传播。11世纪，欧洲糖价昂贵，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享用。16世纪之前，地中海沿岸地区生产的蔗糖供应北非、中东和欧洲大陆。15世纪末，蔗糖生产中心开始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等群岛。17世纪初，葡萄牙几乎为整个欧洲供应来自巴西的糖。17世纪中期开始，伴随着加勒比海的英属巴巴多斯、牙买加发生“蔗糖革命”（即加勒比海岛屿纷纷建立甘蔗种植园，从非洲引入大量劳动力），英国的蔗糖进口量飞速增长，到17世纪60年代，占了英国进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人均蔗糖消耗量是法国的八到九倍。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蔗糖关税开始下降，1884年下降到蔗糖原价的百分之三十。1890年代，欧美列强的机械制糖法彻底打垮中国糖业。

——摘编自唐传星《甜蜜抑或苦难：糖的世界史》等

1862—1893年中国设立的各类新式学堂(部分)

提取表格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对晚清新式学堂的创设进行评析。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逆城市化逐步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为逃离“城市病”控制下的城市，具有经济实力的富人最先走出城市，中产阶级紧随其后。城市附近的小城镇和农村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随之得到完善，经济拉动力随之产生。乡镇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同时，对城市而言，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流出则相应地放缓了城市发展速度，推动城市调整并优化其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突出城市的产业优势。

——摘编自王宇冰、张丽莉《西方逆城市化实质及启示》

材料二   “逆城市化”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出现了此类现象。第一阶段“逆城市化”现象出现于1961—1977年。自1961年起，国家开始针对国民经济实施八字方针。城市人口吸纳能力降低，人口出现回流趋势。第二阶段“逆城市化”发生在1989—1991年。这一时期政府颁布了包括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强调农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市就业岗位缩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下降，农民工被迫回流农村。第三阶段出现了以“非转农”“逸离北上广”“离城返乡”“移居村镇”“回乡投资创业”为代表的多种“逆域市化”现象。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热点也相应转移到了其对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城镇的持续提振，以及振兴乡村，促进村镇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

——摘编自梅莹《中外“逆城市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