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晚清关于报刊功能的主要言论

——摘编自余玉、吴琴《“耳目”与“喉舌”之间：中国近代报刊功能嬗变的历史进路与逻辑理路》

材料二   无锡报人裘廷梁所提“白话为维新之本”，在维新时期还应者寥寥，不数年，便得到了革命志士的普遍认同：“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刊迅速崛起，清末十年（1901—1911）间，竟有111种之多，甚至还出现了官办白话演说报。此外，为了动员下层社会，清末启蒙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非文字传播：经过改良的文明戏、大鼓辞、具有近代气息的画报和月份牌等，而应用最为广泛、最行之有效的媒介形式就是演说。

——摘编自程丽红《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清末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介》

北宋前期主要差役情况表

西周时期东方地区的政治地图（局部）

炸鱼薯条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美食。犹太移民在16世纪将裹面油炸鱼的烹饪方式带入英国，而薯条则随19世纪初法国与比利时移民传入，两者起初作为街头独立小吃存在。1860年代，伦敦犹太移民开设首家炸鱼薯条店，两者的结合标志着这道菜肴的正式成形。

19世纪中叶，依托铁路网扩展、冷藏运输技术与蒸汽拖网渔船的支持，印度棉籽油、挪威鳕鱼构成全球化供应链，降低了炸鱼薯条的原料成本；廉价、高热量且便捷的特性使其成为工人阶层的饮食支柱；炸鱼薯条店数量激增，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北部工业重镇成为店铺密集区。

一战期间，炸鱼薯条被政府列为战略食品。1928年，伦敦首家炸鱼薯条连锁店开业，采用标准化生产流程，单店日销1.2万份。二战后，部分英国公立学校将炸鱼薯条纳入免费午餐菜单。在鳕鱼战争（英国与冰岛争夺渔业资源）、英国脱欧和健康饮食风潮冲击下，店铺数量至2020年已经缩减至不足1960年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炸鱼薯条在英国文化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在英联邦国家及欧美移民国家也有相当的认可度和普及度。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解读炸鱼薯条的发展历程。

材料一   “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黄震说“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出训话”。但在这些说法中，理学是指义理之学，与辞章考据训诂相对待。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包括周程张朱的道学，也包括陆九渊等人的心学。明末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他所说的理学就是既包括程朱派的“理学”，又包括陆王派的心学。

——陈来《宋明理学》

材料二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蕴含在文学艺术、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反神权、反封建的精神，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是主宰世界的“万物之灵长”，有权利也有能力追求现世的幸福。他们还倡导人民追求金钱，财富和荣誉，学习各种知识，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生价值。在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下，教会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伦理的支配地位开始瓦解，它所导致的思想解放，为近代科学的诞生铺垫了深厚的土壤。

——摘编自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

材料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是战胜国为自身利益而作出的暂时妥协，并未解决存在于资本主义大国间和资本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间的矛盾，也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其构建的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不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不断发起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被压制的德国不满该体系对其的制约，力图恢复和发展军国主义；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向外扩张使各国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打破了资本主义包围，不断发展壮大，作为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接连遭受冲击。

——摘编自詹小美《全球空间与“一带一路”研究文化卷》

材料二   雅尔塔体系以雅尔塔会议的决议为中心，包括二战中及战后盟国召开的所有重要会议发表的宣言、协定，如开罗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等。冷战结束后，学者多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崩溃”，但是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崩溃的只是两极格局。在规划世界和平与新的世界秩序方面，雅尔塔体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体系都全面。在雅尔塔体系内，超国家的国际行为体有效地捍卫着冷战后的“均势”与“和平”。

——摘编自李世安《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再论雅尔塔体系》

材料一   西周开创的政制称为周制，自商鞅变法后秦国采取的政制被称为秦制。信史记载秦国最早与周国同属于商王室的分封国，二者因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影响各自实施的政治统治形式。周制与秦制政治统治形式的区别在于分封制与郡县制、宗法制与地缘政治、据点统治与官僚统治等。两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政制并非单一的秦制，而是秦制与周制混合的政治统治形式。

——摘编自吕承文《周制与秦制比较研究》

材料二   11—13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摘编自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中国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