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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不但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卓越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他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后当过 9 年的家庭教师，先后在 3 个家庭教 12 岁以下的男孩，后来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当教师，从讲师到教授再到校长，有 40 多年的大学教育生涯。康德认为，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在人性中是有其基础的，他从牛顿和伽利略的按照理论做实验的方法中分析出了一个预先深思熟虑的准则，就是让一切步骤在一个经过周密思考的方法的轨道上运行。他关注下层百姓的道德状况，正如他早年说的，是卢梭纠正了他的优越感。

——摘编自邓晓芒《康德论道德教育》

材料一   在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民生建设上，精心撰写了《实业计划》，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他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十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铁路和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修建全国公路网，整修运河和内河航道，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加快钢铁、石油、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农业实现机械化，广泛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加工制造业。

——摘编自彭南生《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材料二   1978年至2017年，我国GDP从1495亿美元增加到1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5%；我国经济总量从占全球1.8%提高到占15.3%，稳居世界第二位。现在已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9.8%。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2.7%和32.7%。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1.6%，比1978年提高27个百分点。1978年至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1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9万亿美元；2013—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928.6亿美元，超过前30多年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17年底达到3.14万亿美元。

——摘编自林兆木《改革开放40年成就巨大》

材料   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七十余年间，无数仁人志士从抵抗外侮、推行洋务、倡导维新、发动革命等不同路径，深刻塑造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危局中寻求出路的艰难探索。下面为康有为的人物小传。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自幼熟读经史，壮年时游历香港和上海，对西方资本主义治理下的社会有了亲身感受。此后，他广泛阅读当时能搜集到的西学书籍、报刊，钻研西学知识。他长期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著书，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学生有梁启超等。光绪年间，多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图强，逐渐突破顽固派的阻挠，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落海外，成为保皇派，是民国初年复辟势力的重要代表。康有为的一生集中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另选一位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为其写一篇小传。（要求：史实准确，阐述充分，逻辑清晰，不得照抄示例。）

材料   “一声不作，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古代蒙昧初开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他才能居然统一国土。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

……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因为功业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相当的纪念在人人心目中；节孝必出于自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方有价值；若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虚荣心伪道德的坏处，较之不道德尤甚；这种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却是真功业真道德的大障碍！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摘自陈独秀《偶像破坏论》（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

材料一   北宋，汴京（今开封）相国寺每逢庙会便是“万姓交易”的热闹场景：交易“屋宇雄壮，门面广阔”，货品从衣物、书画到珍玩、医药，无所不包。汴京城内还出现了“晓市”和“夜市”，《东京梦华录》称“通晓不绝”。为适应大宗贸易需求，北宋前期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后由政府发行，并逐渐推广到其他地区。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呈现纵深发展。苏州、松江等地的棉纺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模式：机户拥有织机和厂房，雇佣无地或少地的机工进行生产，按日结钱。同时，以专业化生产为特色的市镇大量兴起，如景德镇（瓷器）、佛山镇（铁器）等，其产品通过水陆网络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到东南亚、欧洲。然而，明廷长期奉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仅开放官方的“朝贡贸易”，极大地限制了海外市场的开拓。

——摘编自关慧《中国古代商业》

材料一   汉武帝尊崇儒术后，通过设立太学、郡国学校及察举“明经科”，逐步确立儒学在选官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元帝以降，通晓儒经成为官吏任用的主要标准，推动士人阶层深度儒学化。地方政府还通过设立学官推广《孝经》《论语》，引导士人将忠孝节义等内化为行为准则，并通过乡、族规约向民间渗透。至东汉，儒学不仅主导政治运作，更深刻塑造了社会主流价值观。

——摘编自邓智旺《汉代儒学社会化研究》

材料二   北宋立国后放宽取士限制、扩大科举取士；至仁宗朝，“三冗”问题加剧，边患频发，社会矛盾尖锐。统治者为稳定秩序，推崇佛道思想。士大夫群体对此深怀忧患：一方面痛斥佛道“弃君臣伦常”，另一方面批判因循苟且的政风。同时，唐末五代礼崩乐坏、士风颓靡，有识之士呼吁重建道德秩序。在此背景下，以范仲淹、程颢等为代表的儒者力主复兴儒学，通过构建心性义理(理学)回应佛道挑战，并推动政治革新。

——摘编自叶平《北宋儒学复兴思潮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