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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气候多样，这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帝国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有计划地统一开辟边境的自由贸易区，大力扶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东方的丝绸、香料、瓷器经由这里运往西欧，而西欧的毛织品等也借道转运到中亚等地，帝国则从转口贸易中获利……同时，政府还在许多重要的商贸路线上派有重兵，意在保护帝国内的商贸路线，其目的在于增加关税收入。

——摘编自李仲生《世界人口经济史》

材料二：1571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1683年7月，奥斯曼军队围攻维也纳，却遭到了波兰一奥地利一德意志联军的反击。此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走下坡路。16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及国内种族问题突出。面对这些问题，帝国政府未能及时处理。因此，帝国进一步陷入困境。当19世纪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之时，奥斯曼帝国的一些精英人士希望借此来培养帝国内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对帝国的忠诚，然而并未成功。随之西方殖民势力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使帝国处境更加恶劣，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此状况下，激发了人民大众坚决与帝国主义势力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情感。

——摘编自刘旭红《浅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早期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

材料一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材料一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 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一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