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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材料  民族融合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因杂居相处、互相通婚等原因，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差异性缩小，共同性增多，最终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个民族。民族融合是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进步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血缘和基因的融合体，汉族有少数民族的血缘和基因，少数民族也有汉族的血缘和基因，各少数民族间血缘和基因也相互渗透。

——摘编自何星亮《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从整体上来观察五四运动，它的骨干力量是以《新青年》同仁和以北大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既包括19世纪70-80年代后一代，拥有出国留日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包括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样的19世纪末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日时期，日本学界正处于“主义”概念广泛应用的时代，这样的经历让陈独秀等人对“主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心中，不管秉承什么“主义”，有“主义”比没有主义强，“主义”应该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和标准，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摘编自邵明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思潮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力量，在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催化下，中国青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从社会改良转向谋求社会改造，乃至革命，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编自张治银等《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材料  清政府在政治统治、军事镇守、经济发展之外，通过儒学教化软实力的建构，在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一致的统一体：广设府州县地方官学和官办书院；提供科场优惠政策；建立乡贤名宦祠，供奉清朝政府提倡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言人。清朝在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宏伟过程中，能够因地制宜的为边疆和地方预留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不仅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推行与渗透，还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和地方新秩序的稳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主流文化和王朝国家的认同。

——摘编自郎玉屏《清代西南边疆儒学教化研究》

材料一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帛同缴。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材料二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三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①最远可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   ②宣扬了国威，增加了明朝对外贸易税收

③有效防范了倭寇对我国东部沿海的侵扰   ④一定程度上传递了明朝以和为贵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