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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贸易体系下的外商行为规范

材料   1757年，清政府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开始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清廷认为，贸易只是中国给予洋人的一项特权而非他们的固有权利，而这种皇恩的施与必须依照他们的良好行为来决定，并逐渐制定了以下行为规范。

1.外国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

2.妇人不得混入商馆，铳炮枪及其他武器均不得持入。

3.所有航路引水人及买办等，概须我国澳门同知之特许登录；非受买办之直接监视，不许外国船舶与其他商民之交通。

4.外人不得与我国官吏直接交涉，除非经过公行之手续。5.外人不许泛舟江上，惟每月初八、十八及二十八三日，得游览花地海幢寺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十人。不准赴别处村落墟市游荡。6.外人买卖，须经公行之手，即居住商馆者，亦不许随意出入，防其与奸商有秘密交易之行为。7.通商期已过，外人不得在广州居住。即在通商期内，货物购齐，亦须装载而归，否则，可往澳门。8.外国船舶，得直接航行黄埔，徘徊河外，不得寄泊他所。9.不准购买中国书籍、学习中国语言文学。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据材料并结合时代背景，谈谈你对上述行为规范的认识。（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它集中体现了初唐法制指导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唐朝开国三十多年来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德，这里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

——张思远《浅谈唐朝法律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宋法制因唐敕、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因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宋人毕仲游对此评价说：“建隆编敕不过数百条，而天圣编敕，则倍于建隆；庆历编敕又倍于天圣：嘉祐编敕，复倍庆历，至于熙宁、元丰之敕，乃益增于嘉祐几千条，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胜计。”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设置详定编敕所，简称敕局，掌将历年所颁敕令统一整理，删编成册，使之成为正式法令。

——摘编自李敏昌《论宋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封邦建国”虽然以姬姓贵族为主，但是为了稳定大局，也分封一些异姓贵族……姬姓诸侯国的封国沿着殷周交通路线分布，大体与黄河流域主要农业生产区相吻合。异姓诸侯国封地集中在边远地区，控制东、北、南三方的戎狄蛮夷部落。周朝也分封了一些旁系姬姓贵族到较远

地区，深入到原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秦）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郡守掌行政，郡尉掌军事，郡监御史掌监察。……郡县官必须服从朝廷的统一调动。官员调任它职，不得携带

旧部属吏。每年正月“大课”，中央课考郡守，郡守课考县令长。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三：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掌、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

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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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者的合理解释是（ ）

材料一

周人的统治改变了夏商时期亲族聚居，一族即是一“国”的政治结构；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就是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摘编自王和《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材料二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