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①奖励耕织 ②授田于民 ③奖励军功 ④实行什伍连坐

一一摘编自詹姆斯•穆迪等著《第六次浪潮：一个资源为王的世界》

上表反映了 1780-2010 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情况。以科技和经济的关系为主题，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摘编自周宝荣《试论宋代教育的“平民化”》

材料二：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儿重要呢？“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任职期间，蔡元培先后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和《对于教育宗旨之说明》中，系统地阐述了其教育新思想。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者，皆今日之教育不可偏废者也”。此乃他为民国教育提出的“五育”并举、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新教育宗旨。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后，教育部颁行的民国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助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一一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尊严。 

一一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材料三：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边境的基层社会发展提出了“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六项工程的整体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要求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一一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英国东印度公司大事年表(节选)

——据汪熙《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整理

材料一：万历年间，正是一条鞭法在江南盛行的时候。在南直隶执行一条鞭法的是海瑞，他在应天巡抚任内推动甚力，徽州府属下六县，“均平”成为改革浪潮。所以，士绅声称，“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无由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臣情款，恳乞均平”，要求将徽州府的人丁丝绢(税粮项目之一)分摊六县而非偏派歙县。

——摘编自李义琼《晚明徽州府丝绢事件的财政史解读》

材料二：围绕丝绢应如何负担产生纷争。歙县据《大明会典》“直隶徽州府夏税”一项只载具体数额，并未注明由歙县独揽，主张人丁丝绢应由六县分摊；其余五县“耆民里老”等联名上呈，“祖宗成法不可变”，要求按照《黄册》所记由歙县单独负担，且将矛头直指户部和内阁。此后双方反复抗争，甚至引发“激变”……最终中央政府处理了丝绢事件，实际上并未加派六县，故名“共免两全之法”，随后刊刻了《条鞭赋役册》，永为定规。与此同时，对“激变”的主谋者进行逮捕和审判。

——据[日]夫马进《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等整理

材料三：《大明律》卷十八《刑律·劫囚》规定：“若官司差人追征钱粮，勾摄公事……聚众中途打夺者……因而伤人者绞。杀人及聚至十人为首者，斩。”刑部据此严惩激变的主谋者程任卿，他被拟判“监候处决”。但在审判过程中，程任卿“切查律例所载”，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被指控为“聚众中途打夺者云云”的罪情，故不应强用该条文。他进一步提出生员为了保卫家国的理法，“为乡党而公言其是非”，“何有大罪?”最终，刑部改判。后程任卿又得以减刑充军，因军功被授予把总归乡。

——据[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等整理

材料一   秦汉时期，为统一的郡县制国家初创之时，统治者对于如何治理基层社会，缺乏经验借鉴，故按照郡县制的层级控制方式，将行政机构逐级往下延伸在基层社会内部。如两汉政制， “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为县的下级机构，负责人为“有秩”或“啬夫”，由郡或县任命。乡之下，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

材料二   在清代基层社会的治理上，史学家存在着观点分歧，但都不否认清代基层社会同时存在着两套组织系统：一是官方所设立的基层社会控制系统，如保甲、坊厢，使得国家力量渗入到基层社会；一是基层社会自发产生的、并受官方认可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宗族、社仓、书院等，使得基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我管理。此种治理模式不仅是事实上的存在，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如1670年，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阐述了清王朝在基层社会治理上的理想模式，其中两条即是“笃宗族以昭雍睦”“联保甲以弭盗贼”。

——上述材料摘编自曹正汉、张晓鸣《郡县制国家的社会治理逻辑》

材料三  

——摘自姜晓萍、谭振宇《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