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宋元时期、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重视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方面，除改进和创新的农具、提高水肥管理技术的外，农书的编纂与印刷也是重要表现。 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中央政府下令刊刻《四时纂要》等月令体农书，并颁发给地方官员加以推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书中所述的农业知识的传播、流传。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书》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当时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典型代表，这些农书往往篇幅宏大，字数较多，图文并茂。在元泰定五年(1328年)，官印黄历高达三百多万本，平均每4户就有一册，更为普及的历书客观上促进了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殷三、李浩《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

材料二

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 宋元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劝农机构和劝农官，认为“农桑，王政之本也”。 宋元时期走上仕途并不意味着从此告别农桑，有许多人做了地方官，仍要劝课农桑、推广农事，各级官员仍要把加强农业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农桑是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城市以经济中心的优势吸引能工巧匠，培育出许多蔬菜、花卉，为城市人口提供所需的供应，“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宋元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农学著作记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如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就记录了甘蔗、茶叶等物种的引种国外情况。

——摘编自朱晓琴、员立亭《宋元时期农学著作全面发展的特点及社会原因研究》

材料

在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隋唐文化犹如一座突兀的奇峰。 与此相应，隋唐人的总体文化素质之高，在封建社会中，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有学者从五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

一、与社会生产力相得益彰的文化素质；

二、宽松的文化氛围；

三、广开才路、奖励文化的统治政策；

四、发达的多元文化教育体系；

五、促使万众向学的科举制度。

———摘编自匀利军、汪润元《隋唐人文化素质高度发展的原因》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你认为合理的一个角度进行简要说明。 (要求：角度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唐代时期，通过门荫入仕的官员，基本都是依父祖官品而决定待选时期及入仕后的职掌和官品的，如唐制规定“自一品至从五品，所荫子孙官品为正七品上至从八品下”等。唐代官员通过门荫后，与科举、流外入流等入仕官员相同，在取得做官的资格后还要参加由吏部或兵部组织的铨选才能真正成为官员，否则只有做官资格而无任职之实。 这些高官子弟“番上或纳资若干年后，随文武散官参加本部的简试，合格者再作为门荫入仕的有出身的人参加吏部或兵部的文武洗”。唐代门荫入仕的选拔不仅仅依靠门资和官品，才学、仪态、道德等也是选拔的重要依据，唐代政府对涉及文化水平和军事技能的才学尤为关注。

————摘编自陈禹澍《唐代门荫入仕制度探析》

材料二

唐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学校的衰落，生徒的力量相对削弱，“怀牒自列于州县”并不鲜见，有些贵族子弟宁愿出自贡举而不由学校，安史之乱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乡贡成为科举的主要来源。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进士出身者瞧不起以荫入仕者的现象愈益显现。 有人谋取了一官半职，因为不是儒流，甚为时论所薄，即便是杨国忠也要凭借权势，把学业荒陋的儿子硬塞进科举。在唐代已形成的一套较完善的选官用人制度中，才能被放到重要位置，门荫子弟才能平庸、难委要职，国家选人别辟蹊径，无须取才于资荫。例如，文宗时宰相欲提升以父荫补职的浑锣为寿州剌史，文宗不允，反对说“锣，勋臣子弟，岂可委以牧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

———摘编自杨西云《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材料一

因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商代尚未确立专制王权，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中，除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无一事不求之于占卜，一切依从占卜的结果而行事。 商族曾与彭、韦等众多方国结成联盟，伊尹、保衡、伊陟、巫咸等人都是诸方国的首领，同时又是当时的大巫，既代表方国势力，也代表神权。 各方国与担任方国联盟军事首领的商族各司其职，以实现方国联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分配，维持联盟政体的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卜筮是当时人们沟通神灵的渠道，被认为代表鬼神意志，人们对卜筮绝对尊重，“各非敢违卜”。

————摘编自王奇伟《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材料二

周人建国后，对殷人的神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周武王在《太誓》中对殷纣王的天命观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天命是根本不能依赖的，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在周人看来，人们无论如何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上天总是不可能完全顺从民众愿望的，在此基础上周人主张“天人合一”。 周人打破了殷人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将祭祀的权力按不同的阶层分配到上至王公下至士的手中。 西周晚期以来，随着天神威信的下降，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尤其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重神事而轻人事的现象，但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如晋国的叔向和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民”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

————摘编自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与天人合一观》

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