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但是智者学派所做的工作是人类历史上致力于社会分析的最初尝试，具有理性认识的新意。智者开始了用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有益尝试，并从自己的新方法中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由于他们成功地把人的视线从天上拉回人本身，希腊才完成了自黑暗以来的第一次启蒙。

——杨冬梅《智者运动的实质及时代精神》

材料二：西塞罗是罗马伟大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他深受斯多亚哲学家观点的影响。像斯多亚哲学家一样，他倾向于确定自然和自然理性，并设想理性是宇宙的主宰力量。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材料：（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逃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材料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不论经受了多少屈辱、忧伤和困惑，中华文化毕竟从全然封闭的僵壳中部分地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但却充满希望的生命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生机勃勃的新质细胞在中华文化肌体内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蘖、繁殖起来。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全二册）》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华文化的新质细胞”，自拟论题，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北宋初期，“言者谓江北之民杂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宋太宗“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1011年，真宗又“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这是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又自福建移种于江淮地区。粮食品种交流，不仅提高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18世纪初，为提升国家实力，许多欧洲大国开始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并逐渐形成全球植物流动网络。美国建国初期，在科学实用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托马斯·杰斐逊力图通过掌握前沿的植物学知识，建立实验性的园圃，积极参与欧洲国家构筑的全球植物流动网络，实现对外来高价值食用植物、药用植物及经济植物等的引种与推广，最终达到改善美国农业经营模式，增强粮食自给自足能力的目的。尽管杰斐逊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的实验大都以失败告终，但仍有部分植物被成功引种和推广。

——摘编自张鹏《杰斐逊的植物引种实验及其对美国农业的影响》

材料三 大豆原产自中国，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孙中山在《实业计划》（1917～1919）之“衣食住行”中叙述了“大豆工业”计划。该计划设想，一方面，在国内设立新式工厂，以西方工业生产模式革新中国传统手工经营方式，为民众提供优质平价蛋白；另一方面“于诸国大城市设立黄豆制品工场，以较廉之蛋白质食料供给西方人民”。孙中山将欧洲战争作为中国输出大豆的国际机遇，以中国传统的优质植物蛋白置换效能转化率低下的动物蛋白。他曾于1909年参观了好友李石曾在法国开设的豆腐公司，该公司斥巨资打造了当时最先进的豆制品机械流水生产线。孙中山宏伟的大豆出口计划就是以豆腐公司为蓝本规划的。但该计划仅停留在纸上，并未实施。

——摘编自王书吟《素食、科学与反殖民——全球史视野中的孙中山“大豆工业”计划》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