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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请回答：

大一统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突出特征，它既指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重视和尊重一体、统合的治理制度体系，也指政治观、民族观与天下观。

“要在中央”、国家统一、郡县体制是我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要在中央”是其基本形式，国家统一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的行政区划基础。

统一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符合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实际，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了有利条件，认为不仅发挥出政治功能，也发挥出经济、社会与文化功能。

——摘编自卜宪群《“大一统”和“民惟邦本”——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

解读材料，自拟一个与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相关的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证。（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英国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出发，要求国家政府管理工作像工业生产一样，尽可能的提高效率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以便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生产领线发展经济。1837年，马考莱提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人员一律要通过考核的议案；1853年底，查理•屈维廉主导（马考莱的妹夫）发表“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要求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择优录用文官。克里米亚战争初期失败后，民间压力团体“行政改革协会”组织群众集会要求建立廉洁高效的文官体制。1855年5月27日帕麦斯内阁未经议会的同意直接以枢密院的名义领发了文官改革的正式法令。

——摘编自肖俊《渐进的制度文明：英国文官制度的历史与贡献》

材料二 朝为总统，夕可解职，朝为军长，夕可归田。专制之时，官吏为君主之鹰犬，高居民上，可任意为恶，民无可如何也。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需设独立机关，专掌考试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是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目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就是在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之外，另加监察权和考试权，形成“五权分立”。

一一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三 在197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中，把考核的对象划分为技术类和党政类，考核时各有侧重，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想。技术类干部侧重能，如专业技能、业务熟练程度、科研成果等。党政干部侧重德，考核的内容大多都是关于政治思想方面。考核干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把平时考察和定期考核结合起来：同时，把考核结果同干部的奖惩和晋升结合起来。“对于未能达到考核标准的干部，要在实践中加强锻炼，限期达到考核标准。经过两次考核达不到标准的，要调离现职，分配其他工作，有的要降职使用。”

——摘编自张东川《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研究》

请回答：

据此可知清朝（ ）

材料一  因为洋务运动是个双向活动，即中国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文化，西方各国向中国传授先进技术，协助中国建立西式的工厂、学校、机关……所以它的成行只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西方列强的意愿。“西人所望中国者，一曰非强不可，不强则生意阻滞不行，西人于此多不便也。二曰非富不可，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因此，列强的需要毕竟与中国的国情需要“里应外合”了。

——摘编自高路《洋务运动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材料二  自轮船（洋务企业的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多已经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铁路开通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今之谋国者，第之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

——摘编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

材料三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段话出自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