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从18世纪的英国开始，观察者们就意识到了工厂的革命属性。工厂显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英国的发明家、工匠和商人们开发了一系列的机器，用以提高本土生产的棉纱的质量和数量。阿克莱特于1768年申请了纺纱机专利，并于7年后申请了梳棉机专利。他与别人合作，先是在诺丁汉建了一个工厂，用马作为动力来推动纺纱机。他很快转向利用水力。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主要的钢铁公司建造了工业村镇，包括埃森的克虏伯和勒克勒佐的施耐德。20世纪初，以工厂为基础、受到公司控制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离开了新英格兰、爱尔兰、意大利或东欧的村庄或农场，进入了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在欧洲和美国，巨型工厂成为工人改善工资、福利和安全方面的工具(尽管实际工作仍然是消耗体力、单调和异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漫长的历史上，由于工会化，工人们分享了大规模工业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收益，这是一个相对平等和民主的时刻。过去四十年来，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摘编自〔美〕乔舒亚·B.弗里曼《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根据材料并结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相关知识，围绕“工厂与现代化”提炼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元统一后设置行中书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在全国的名藩大府及边微要地都屯戍重兵。解除长期以来南北间商业贸易的禁令，并设立驿传，取直大运河，创行海运。规定“凡宋无名之赋，一切调除之”。规定南宋的一石当元制的七斗，禁止使用私制的度量衡器具。禁江南行铜线，以交钞易换南宋的交子会子，使之成为全国通行的通货。

——据周良霄《元史》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涵化力强大，游牧民族进入汉地，大都接受汉化、然而，单从汉化着眼，也有失真之处。辽朝设南、北两个枢密院，北院管理北族诸部，南院以汉法治理汉人州县。这种管理形式，金、元都遵循。在原有州县的基础上，金人在各处驻扎戍军，称为“猛安”“谍克”，蒙古也有由不同族群混合的“探马赤军”戍防冲要地点，他们的后裔都留在汉地，丰富了汉地的人口成分。辽金元的统治，凝聚了北族的共同意识，对汉地也有深刻影响，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

——据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一 西欧封建社会中，住在城市的居民统称为市民，用来同贵族、骑士、教士、农奴区分。农奴向往城市生活，逃出庄园，进入城市。当时到处流行着这样一句活：只要在城市中住上一年零一天，你就是城市的居民了。庄园自产的物品较少，封建主把家族成员迁到城市中，在城市里购买丝绸、棉布衣服，香料和调味料。由于生活支出越来越大，封建主除了加紧压榨农奴，还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封建主家庭同城市中的富裕市民联姻的也越来越多。一部分贵族富了，成为城市的上层社会的一员。一部分坚持老一套经营管理方式的贵族穷了，甚至在城市大街边上讨饭为生。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城市发展过程中，市民明显地感到：只有通过王权来消灭封建割据势力，才能获得统一的国内市场、使产权与贸易安全得到保护。

材料二 西欧各国工业化开始以后，城市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开始后工厂、矿区都迫切需要劳动力，周围、甚至周边国家的农民都涌来了。农民就业时遇到一个难题：他们从未接近过机器设备，看不懂图纸。他们必须经过技术培训，才能上岗，否则只能充当搬运工、采矿工、杂工、粗工等。此外，城市中的生活费用高，租房不易，棚户区、贫民窟便成了他们栖身之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厉以宁《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并结合所学，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主题，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

材料 宋代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宋代文人，失去了封建社会迅速成长阶段建功立业的浓厚氛围与天才极致、奋发向上的心境，他们努力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求取自我人生的意义。佛老之学以其专治“身心”的学说性质而迎合了宋代文人的内心要求，对以“治世”为本的儒学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同时，宋代又是一个民族分裂时期，宋王朝长期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兴兵侵犯，边患日趋严重，终致故都不保，南渡江吴，偏处一隅。理学诸儒把终宋相随的现实危机归因于儒学义利关系的颠倒，视为私欲肆行、公义不张的必然结果。因此，理学家畅言去利存义、灭欲穷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着意于正人心、固民力、培国基，欲致君臣上下，共尚大义，弃一己之私，致国强之公，以实现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

——摘编自陈廷湘《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