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东北边界，标志着王朝国家的历史疆域开始有了明确的界限。这样，一种新的边疆治理思路，即通过王朝中央直接控制边疆的边疆治理方式，就逐渐萌生。这种边疆治理的新思维和新方式突出体现在对西藏“实行‘以藏治藏’之新政策，同时辅之以中央王朝的监督和管理，也就是从间接羁縻统治走向直接统治”。 

——摘编自周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三     边疆各少数民族在与中原王朝政治体系交往的过程中，纷纷内附、归附、臣服、降服于中原王朝，成为王朝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而王朝国家则成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对象。对于国家来说，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从边疆治理的角度来看，在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而且要提倡民族文化与国民文化的交融，把民族文化整合到国民文化之中，使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壮大。 

——摘编自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

完成下列要求：

——据郭卫民《资本主义列强挑起的四次大规模侵华战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相继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向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共计约49亿元人民币。60年代，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力度不断加大，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推动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内在动力。70年代始，为配合中国外交的“以苏划线”，对外援助逐渐扩展到拉丁美洲及大洋洲，援助国家不断增长，重点援助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扩张威胁的国家，增强国际反苏力量。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超450亿元人民币，且多是无偿援助。

——摘编自邵艳平《新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491978)》

材料二 进入新时期中国一方面继续对友好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拉美、中东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在经济援助管理体制方面进行调整，引进市场机制，企业逐渐成为对外援助的主体之一，开始要求受援国支付“当地费用”，加强与援助国家的互利合作。对外援助的投资方向上，减少生产性项目的援建，更多援建一些标志性建筑和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也逐渐加大。此外，中国还派遣专家向受援国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受援国人员来华参加学习、培训等。

——摘编自韩秀申《新时期我国对外援助发展战略》

材料一 19世纪末，清朝为了谋求封建统治的安全，采用了铁路这个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它建筑铁路，没有外国资金、技术的支持，便寸步难行。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建筑中国铁路的权益。英国早在开平矿局修建唐骨铁路时，就通过矿局聘用英人金达当工程师，实现了把势力“楔形打入”的计划。英国利用金达在铁路上的职位推销英国材料，规定投标者所提供的钢轨等主要材料，必须有“伦敦验钢工师”的“验单”，才属有效。

——摘编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

材料二 高铁作为中国名片，国之重器，国家大力实施高铁“走出去”战略，中国高铁在国际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伴随着我国动车组自主制造能力趋向成熟，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动车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之提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参与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阿富汗、格鲁吉亚等国的铁路建设。

——摘编自林晓言《中国交通运输发展(1978—2018)》

材料一 五代承唐，仍有书院的创设，但和唐一样，数量少、规模小，仅仅是书院发展的最早期形态。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和成熟期。承前启后，上承唐代，下启明清，书院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教育组织。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和教育风格等都日益完善和规范。宋元书院教育注重明辨义利的价值观，强调以义为本，义以导利，要求见利思义。同时书院在教育思想中是以社会群众为价值主体，即要求个人始终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课程设置上大都把以“四书五经”的经学作为德育课程的主体，同时重视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体现学术自由……宋元之际，虽然朝代变更，宋元分属不同政权，但对书院在教化民众，从而稳定家族，并最终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因此，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要求。

——摘编自李强《简论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及启示》

材料二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照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副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