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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北宋时出现了纸币——交子。宋代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如水稻种植技术的改进使江南成为粮仓；手工业繁荣，纺织业、制瓷业产品产量大且工艺精美；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封、临安商业活动昼夜不停；商业政策宽松，促进商业繁荣。在货币流通方面，当时的四川地区由于铜矿资源匮乏，长期使用铁钱。

材料二   明代初期，纸钞因无合理的准备金制度而贬值，郑和下西洋耗费大量铜钱，导致国内铜钱缺位，而白银因其价值稳定、便于携带，逐渐成为合法主币。放开银禁后，陕西率先开展以折征白银为主线的赋役改革，农民需折银缴纳赋役。赋役制度的改革推动了白银的广泛应用……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对白银需量求大，商品大量出口。以白银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的国际交换关系一端是中国商品，一端是海外白银，围绕中国的三条海上主干线形成贸易网络：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中国—果阿—欧洲。白银在贸易中充当重要交换媒介且大量流入中国。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姜丽文《宋代纸币制度的源起和流变》、王俞现《权力、资本与商帮》

材料一   东方青色，人通于肝，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类土；西方白色，人通于肺，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类水。

——《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

材料二   儒道两家的环保思想虽然都极其关怀自然环境，但儒家主张顺应自然，合理地可持续性地利用自然，其态度是积极的，而道家则一任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态度是消极的。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是“仁”，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也是用来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范畴，道家的核心范畴是“道”，其特点就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自由自在、无为而无不下为。正由于儒道两家的学说基础不同，导致了两种环保思想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儒家继续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而道家则发展成道教。儒家提出许多具体可行的环保思想，而且越来越具有实用性，而道家则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较少提出具体主张，其可操作性不强。

——摘编自方明星《中国古代环境立法略论——从儒道环保思想出发》

材料一   武帝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

   ——《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窃为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又水旱霜雹蝗，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

材料三   农业经济效果、历史效应，不只取决于它生产的内环境，还要受制于它的外部环境的有利与否。对传统中国而言，后者更是致命性的障碍。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请回答：

材料一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后，进一步开拓大一统事业。在思想方面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王座。西汉后期，儒学之士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摘编自王永样《董仲舒评传》

材料三   （上古君王）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后世君主）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提出：“艺术工作应以统一战线为方向，联合‘亭子间的人’（城市左翼文化人）与‘山顶上的人’（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并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鲁艺早期创作呈现多元性：戏剧系排演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曹禺的《日出》；音乐系创作《黄河大合唱》（1939年）、演奏《弥撒》（德国巴赫）。但排演的“洋剧”“洋戏”让延安群众看不懂，听不懂，说他们演戏是“装疯卖傻”，唱歌是“哭爹喊娘”。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号召鲁艺师生要走出“小鲁艺”（鲁迅艺术学院），走进“大鲁艺”（人民群众的生活），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把自己的立足点落到工农兵这边。会后，鲁艺调整方向，师生深入农村采风，如木刻家古元曾到农村做了半年的小学教员等。这一时期创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新歌剧奠基之作《白毛女》（1945年），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模式。

——摘编自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等

材料二   抗战时期鲁艺云集了众多艺术人才，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其中古元的《减租会》（如下图）因反映农民生活变革引发热议。鲁艺美术系曾举办木刻展览会，得到了社会各界赞誉，在民众中扩大了影响。1944年11月12日《新华日报》报道，“有的人就向我们来要木刻画……各国的记者名流看了展览总会带几幅木刻回去。”木刻作者看了这些报道，一种对延安木刻家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战斗士气。

——摘编自谢春《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艺术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