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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边郡”是古代中国在治边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对后世治边模式有重要影响，下面是秦汉时期边郡的具体统计。

——摘编自谢绍鹍《秦汉边郡概念小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材料一

                    图：玉米传入中国路径图

材料二   中国农业发展始终依循两条道路前行，一条以广度开发为主，主要体现在耕地扩展，政策的调整；另一条则为深度开发，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的提升、农作物复种制度的出现，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玉米、甘薯未引进之前，南方水稻，北方旱地作物粟、黍、冬小麦以及高粱拥有用地与产量的优势。文献记载玉米种植从“种罕”到“遍艺之”，经历了近百年时间，对明清时期的中国影响深刻，有学者提出康乾盛世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造就的。至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的统计中，玉米的占地比例如下，甘肃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安徽等十四省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材料一   17世纪的欧洲上空，弥漫着战争乌云。海上有三次英荷战争，陆上有旷日持久并席卷欧洲各国的“三十年战争”。各交战国在战争中不仅采用欺诈、偷袭等卑劣手法随意发动战争，而且疯狂屠杀平民，抢掠财产，欧洲大地处处是尸骨遍野，断壁残垣。出于对上述状况的忧虑，荷兰学者格劳秀斯提出了国际法的设想。格劳秀斯指出：国际法是支配国与国交往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保障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限制掠夺战争的发生，减轻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国际法应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由与会各国共同确定，一经确定，各国不论强弱大小，都必须服从国际法的约束，不得以国内法为借口违反国际法的规定；国际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任何国家的主权不受别国的意志或法律的支配。格劳秀斯还拟定了国际法的一些具体条文，如：参加战争应以正当理由宣战；交战双方均不得杀害平民、儿童等非作战人员，也不准抢掠他们的财产，不准杀害、虐待停止抵抗的战俘，保护交战双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及财产等。格劳秀斯被西方各国奉为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国际法主张逐渐为欧美各国认可，并成为18世纪以后确立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法体系的基础。

——摘引自《国际法的渊源》

材料二 近代中国学者郑观应认为：近代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法体系对中国的尊严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为维护中国尊严，回应上述挑战，中国必须采取有力的对策，为此他著文写道：“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慨曰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富强，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即国际法），以示外之意，（这句话的含义是把中国排斥于国际法之外，与中国打交道无需按国际法办事）。而中国不屑为万国之一而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一可不幡然变计者也。”“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分夷夏？如中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公法。所谓彼教之来，即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

——摘引自郑观应《论公法》

《万树园赐宴图》局部，后五排入觐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及随从，共70人。

材料一   据统计，美国在1996-2001年共实施了85起新制裁，相比冷战时期大幅增加。2013年至今，美国财政部发起了26起新制裁，并增加了79批制裁名单。当前有18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受到美国部分或长期的经济制裁，一些在冷战期间被美国列入制裁范围的东欧、南美国家并不在列。制裁目标从国家扩大到特定政府机构、企业与个人，制裁手段从以贸易制裁为主转向金融、贸易制裁并用，金融制裁的地位显著提升。

——摘编自李峥《美国经济制裁的历史沿革及战略目的与手段》

材料二   近年来，美国企图联合盟友国家重塑以美国为主导的“去中国化”全球供应链体系，阻碍中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美国对华开展“极限竞争”战略将减弱中美之间在贸易、投资和人才流动上的联系，遏制中资企业在高技术领域的发展，限制了中资企业对美投资。在此背景下，德国、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可能会选择追随美国调整对华贸易和投资政策，进一步对中资企业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业务活动造成消极影响。同时，美国发布对华签证限制政策，拒绝批准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赴美。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美国经济制裁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摘编自陶士贵、仇欣雨《中国实体受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一   清代湖南一带，忌讳吃鸡肉，“‘除夕’，有择取食品者，如试新则不用鸡，以音类饥也”，吃了“鸡”则会预示来年一直处于饥寒状态，相反，在北方一些地区，则又将“鸡”与“吉”谐音，认为吃了“鸡”则会预示来年吉祥如意。明清时期，在宋元的基础上，门神与年画市场更加活跃，明清时期的年画还加入了民间故事和戏曲元素，年画正式成为“年味”的重要组成部分，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换上新的年画，寓意新年新气象。

——摘编自张馨文《元明清春节习俗研究》

材料二   1940年1月，山东分局成立党报委员会领导《大众日报》。随着1942年下半年山东分局整风和党报改版运动的推进、通讯社机构和通讯网的完善以及群众运动的崛起，春节宣传建构起从党委领导到采访指导、从报道到读报的系统化的运作机制。《大众日报》1941年以前的春节报道以提升国民精神、募捐慰劳活动、强化民族意识为主题，1944年以后逐步强调阶级教育，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阶级教育成为突出主题。

——摘编自王素华《民俗节日与媒介宣传：山东解放区党报里的春节》

材料三   虽然因地域文化习俗等的不同，各个民族在迎接新年时所举行的活动仪式亦存在差异，但在注重祭祀先祖，不忘先祖恩德方面却是一致的，注重孝道与血缘亲情是各民族共同的道德情感。不论是哪个民族在新春佳节都会张灯结彩，喜庆洋洋地共度节日。春节文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合家团圆、普天同庆的精神薪火相传、光芒永放。在这伟大精神的强烈感召下，中华儿女形成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豪情壮志，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气量胆魄，这正是春节文化所赐予人们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刘爱丽《春节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