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伊儿汗国建立前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先后进行两次西征。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蒙古帝国在中亚设置达鲁花赤，建立起蒙古帝国的统治权。绰儿马罕西征后，蒙古帝国在波斯委任成帖木儿、诺撒耳、阔儿吉思为最高行政长官。元宪宗蒙哥即位后，蒙古帝国加强对被占领地区的统治，设置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委任阿儿浑负责管理西亚地区，蒙古帝国中央政府与西亚建立起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蒙古帝国在中亚和西亚的早期行政统治一定程度上保护和继承了波斯文化，恢复和发展了呼罗珊残破的社会经济，同时为旭烈兀西征和伊儿汗国的建立打下了政治基础。

——摘编自徐良利《论伊儿汗国建立前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的征服和统治》

材料二  据历史文献提供的数字估算，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屠杀的平民多达25万人。另外，波斯帝国战败投降后，亚历山大仍然纵兵烧杀掳掠，将富丽堂皇的波斯宫殿付之一炬。最后掳走的黄金数量惊人，需要5000头骆驼和2万头骡子驮运。亚历山大在进军途中，建立了许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城，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是那时兴建的。这些城市在文化、教育、城市建筑等方面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

材料   东西文化接触、交流、碰撞，都曾给对方深刻的刺激和影响，在各自发展的轨迹中都曾留有对方作用的印记。

17、18世纪这两百年间，来过中国的传教士至少在1000人以上，在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的详细描述中，中国一片繁荣富庶，人民安居乐业，讲究道德，文明、和谐的气氛。制度完美、稳定、经久不衰。整个国家崇尚学问、重视教育，统治国家的不是贵族，而是一些有高度教养的官员，他们取得官位是通过一系列国家举行的考试获得的，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在欧洲人眼中，中国人在治国术上超过了其他所有民族。欧洲人也第一次看到孔子著作和中国经书的译本，他们发现，一个两千年前的人居然如此有见地。在欧洲人的心理上，孔子成为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

——摘编自《专家武斌：中国文化曾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围绕“东西文化的交融”自行拟定一个主题，并进行论证。（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达清楚）。

材料一 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积极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放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霍乱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而租界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

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二 “清洁”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近代以来，国人的清洁观念逐渐变得重要而明晰，清洁事物不仅被视为卫生防疫的关键乃至首要之务，而且成为关乎种族强弱、国家兴亡与体面的政治大事；原来基本属于个人事务的清洁活动也日益被作为公共事务纳入官府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

——据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

材料一 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城市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设立了各种专职的政府管理机构。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来治理城市公共卫生；1868年和1875年两次通过了《工人住宅法》来解决贫民窟的问题，如利物浦市到1891年，每间房屋所住人口减少到5.68人；1870年通过了《初等教育法》，规定所有儿童均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权利和义务；1844年规定13岁以下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最多为6.5小时，1847年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1880年颁布了《雇主责任法》，规定雇主应对雇工的安全负责。此外，社会各界提出了种种改革的方案，如社会活动家埃德温·查德威克在1848—1854年领导了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城市管理有效地推动了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初步治理，并为英国构建现代城市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二 清末北京街道改造是城市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晚清京城街道脏乱不平的状况引起各界不满。清政府于1902年发布上谕成立内城工巡局，督修街道工程。但直到1904年4月，内城工巡局才开始改修街道，并要求“逐段前进，务令工坚料实，一律砥平”。1905年，清廷谕令设立外城工巡局，拟仿内城“参照津沪暨东西各国修路成法”。后设立巡警部，管理“所有京城内外工巡事务”。1906年，谕令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路政进一步专责化。从1904年到1911年，共修整街道82条，共计耗银87.4万两。京师修路虽然波及民房众多，但因修成之路“矢直砥平，行人称便”。

——摘编自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

材料 对于工业革命的起点，学术界曾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一种是汤因比的观点，他将1760年代定为工业革命的起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另一种观点关注1780年代，罗斯托等学者持有这种观点。但目前更多学者将起点视为更为模糊的时段，他们将18世纪中期作为工业革命的开端。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变革与延续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8世纪英国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

材料一  孟德斯鸠认为公民的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会被滥用的国家。为了保障自由，我们就必须防止权力的滥用，而防止权力的滥用除了用可以与之抗衡的权力来制约权力之外，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以权力来制衡权力既是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手段，也是保障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这是权力制衡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孟德斯鸠的时代，当他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将当时法国极端集中的君权分开。当洛克提出君权拆分的时候，英国国王的权力已经是拆分之后的君权，所以说洛克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多大的危险。而孟德斯鸠则不然，孟德斯鸠当时还生活在路易十四这个“太阳王”的夕照之下，尽管当时的法国战乱不断，矛盾重重，但是君权自路易十四收回之后，却也一直没有被削弱。所以孟德斯鸠提出分权理论确实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摘编自胡庆利《孟德斯鸠自由理论研究》

材料二 美国是“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国家”。因而，以杰弗逊为代表的美利坚的设计师们在构筑国家政体的问题上，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与美国的需要结合起来，提出了“立体分权”“双重制衡”的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实现“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同时实行中央和州两个层次之间的分权，即把分权制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结合起来。美国1787年宪法是“立体分权”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标志。但在国体确定的条件下，分权制的背后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美国政治的垄断，美国两大政党非极化的深刻根源在于它们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性质。

——摘编自赵海月《论美国立体分权的理念与模式》

材料一  古希腊人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和古希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大殖民运动“使希腊本土诸国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化为商品货币经济”，希腊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工商立国的道路。工商立国不仅使人的实践潜能和认识潜能得到发挥，造成了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皆不易满足的心理和不断向外拓展的意向，也使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竞争冒险、求真求知的精神。这种意识使人们能够摆脱外在的羁绊，在内在需要的驱动下实现人本身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形成了探讨人、尊重人的思潮。

——摘编自王永本《古希腊的人本思想》

材料二 在苏萨一次盛大奢华的结婚典礼上，亚历山大亲自带头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女儿斯塔提拉结了婚。许多马其顿的将领也娶了波斯显贵的女儿。同日参加婚礼的竟达一万对之多。后人称这一行动为“欧亚联姻”，而且整个婚礼是按照波斯人的传统习俗进行的。在结婚典礼上，亚历山大郑重宣布：与亚洲女子结婚的马其顿人可以享受免税权利。他还亲自馈赠给他们许多礼物以示鼓励。

——摘编自傅利华《略评亚历山大东征》

材料三 在印度西北部，希腊的雕刻艺术与印度的佛教精神相结合，奠定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基础。在阿姆河畔，屹立着希腊式的城市。城中的神庙既有宙斯的巨像，也有当地的神祇。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俾提尼亚和亚美尼亚的当地小君主，也对希腊文化一见倾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在宫廷中使用希腊语、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都力图与希腊人、马其顿人君主国的国王同列。

——摘编自杨巨平《“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满心以为只要实行了西方民主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政治制度，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可是，那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东西，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但如果不顾中国国情，硬搬到中国社会中来，就会全然变样。一开始，普选徒具形式，而且弊端丛生；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工具。等到袁世凯代表的旧势力作好了准备，猛扑过来，就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毫不费力地抛到九霄云外了。种瓜得豆，这是创业者始料所不及的。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在陕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经历了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由工农苏维埃变为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1936年1月15日，西北办事处颁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规定：一切精神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都有选举权；雇佣劳动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亦有选举权；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工作积极努力的，无论其出身如何亦可获得选举权。

——摘编自贺永泰《承前启后的转变与过渡——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陕北（1935年—193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