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对公民和外邦人进行界分的地方主义的做法变得不合时宜。到公元前4世纪，以亚历山大帝国为代表的帝国的出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当时的斯多亚学派认为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国家，而每个人都拥有理性，都是世界公民。到罗马时代，斯多亚学派通过构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回应不断扩张的国家，自我世界由不断扩张的疆土所占据。

——摘编自高景柱《世界主义的三次浪潮：一个观念史的考察》

材料二   康德为世界和平设置了限定条件：世界公民、普遍友好、共和制。他认为世界公民不得是儿童、妇女，且必须享有某些财产并可以养活自己。康德认为一个世界公民享有不会由于自己来到另一个土地上而受到敌视的权利。康德还主张建立共和政体，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自由。他还主张建立超越主权国家观念的“普遍的国家联合体”。但康德的公民世界限于“文明的文明世界”，而“野蛮民族”被排除在外。他还认为：德意志民族有权在这个世界舞台上争取一个杰出的地位。

——摘编自单波、叶琼《世界公民交往理念的历史演进及其矛盾性》

材料三   七十多年来，联合国在推动全球公民概念发展并适应全球化的现实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全球公民身份正在寻求扩大范围并推动决策过程民主化，从而对社会的基本方面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全球公民的目标是捍卫人类尊严、促进社会责任感和国际团结。

——摘编自[智利]米歇尔·巴切莱特《全球公民：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

材料一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漂亮、时尚的服饰数量有限且价格昂贵，是贵族的专利。在17世纪，懂得自我节制，远离奢侈服饰是维护共和国公共福利的重要品质。贵族男子在“光荣革命”之后，即树立起光辉的节俭形象，以增添其统治的正统性。中间阶层通过远离奢侈服饰，展现“谦虚与节制的男子气概”，以期参与政治活动。工业革命后，工人阶层也可以身着原来象征贵族的服饰，各个阶层由于工作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平面纸样制作方式不断被推广，服装设计更加便利；化学染料也在制衣工厂里面被大量使用，生产出多样化的色彩鲜丽的服装；制衣工厂也引入机器和流水线进行大规模生产，服装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传统服饰的功能不仅仅是遮羞避寒，更是身份地位、官阶等级的区别与显示。鸦片战争以后，大量的洋布料占领中国市场。20世纪初，孙中山仿照西式服装定制了一套服装，前襟为五粒纽扣，象征五权宪法，两袖口各为三粒纽扣，象征三民主义，被称为“中山装”。女子服饰在辛亥革命后开始去繁为简，此时的女子上身着小袄，下身为摆裙，将女性身材的婀娜丰满加以衬托，更加凸显女性的人体美。民国政府建立之后，以西方服饰为主的新服饰开始在大中城市流行，并以此辐射到其他小城镇中去。当时的服装世界是西装革履，长袍马褂，袒胸露背，新旧土洋，千奇百怪，而传统衣冠服饰所蕴含的贵贱之等尽消失在个体追新求异的时尚潮海中。

——摘编自王静渊等《明清近代服饰史》

材料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期里，由于很多工作都是开放的，因此，大约有1500万到2000万工人涌入西北欧。欧洲人最初将这些移民当作“客籍工人”加以欢迎，认为他们几年后就会带着积蓄返回自己的家园。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在移居国扎下了根，自然也就不想再次迁移。然而，当战后经济繁荣期结束时，失业成为欧洲人面临的严重问题，前“客籍工人”现在被人憎恨，有时甚至遭到失业者的攻击。欧洲人渐渐地、也是不情愿地被迫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新的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陆的永久性的事实。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现象背后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中国农民工用独特的方式，部分解决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长过快而城市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的矛盾。农民工短暂的返乡休假造成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例如他们带回家的资金供家人一年的消费。当然，除了资金流入乡村的正面影响，还应当看到农民工离家期间的负面影响。去城市打工挣钱是一股巨大的拉力，它诱使更多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中国农村的现状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不足且素质下降，多是妇女和超过60岁的老年人，这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严重的制约作用。大部分农民工都是只身进城打工，这就造成他们和家人的分居与家庭结构的长期缺损，必然对他们的家庭关系，特别是他们的子女教养产生影响。

——摘编自沈关宝《中国城市化中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史料1   明清时期的《竹枝词》描绘道：“济宁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宣阜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城中阛阓杂嚣尘，城外人家接水滨。红日一竿晨起候，通衢多是卖鱼人。”

史料2   乾隆时编修的《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济州城南天井闸之东有祠曰报功，祀宋康惠（明朝工部尚书，治河名臣）而下治河诸名臣于其中。”道光时编修的《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总督河院在州治东，或曰元总管府旧治，明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建。弘治间尚书陈某、隆庆间都御史翁大立重修。”

材料二   明朝时，皇帝下令疏浚大运河，罢黜海运漕粮，全由运河运输，不断减少漕运船只顺载货物的限制，济宁地区的经济迅速恢复。明太祖下令“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还发北外充军”。此外，明政府还蠲除了山东一些特殊年份的秋粮，这使得济宁的山东经济中心地位不断恢复。明永乐年间会通河畅通后，“南控徐沛，北接汶泗”，成为南北漕粮与商品运输的重要码头，济宁迎来了它的兴盛与繁荣。

——摘编自于腾《试探明清时期华北沿运城市夜市经济的繁盛——以济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