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元朝发行过一系列纸币，统称为钞，包括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等，这些均以当时的年号（中统、至元、至正）来命名。中统元年（ 1260年），政府始印行“中统元宝交钞”，之后又印行“中统元宝钞”。自此，纸币发行权专属中央，建立起统一的纸币制度。至元钞最稳定，流通时间最长，前后超过36年，是元代最重要的通货。至正钞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开始流通，发行量最多、贬值最严重。后期至正交钞的大量印刷，致使物价上涨十倍有余，人们不愿意使用，以至于许多人用纸币糊墙铺地，交钞形同废纸。1332年，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即位，此时的元朝已经凋敝不堪。政治腐败，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入不敷出，纸币滥发，物价飞涨，再加上黄河改道泛滥……天灾人祸，都导致元朝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 

——摘编自屈梦夏《元代纸币制度》

材料二随着国民党 3～6个月剿灭共产党的计划破灭和内战时间的拉长，军费给政府带来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此时，由于人民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兑换法币的过程中就受到损失，对国民政府和四大银行失去信任，所以政府发行公债等筹措军费的方式已经失效，于是政府又开始发行货币弥补巨额财政赤字。1947年12月9日，中央银行发行1000元、2000元、5000元关金券大钞；而在1948年7月，中央银行发行的关金券大钞的币值已变成1万、5万、25万元。持续疯狂印钞的结果就是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初期的5万亿元飞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上海的批发物价较1937年上涨了472倍，至此法币彻底破产，崩溃时总发行额达663万亿元。 

——摘编自邢嘉《国统时期的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

——摘编自《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等

——摘编自秦思《科索沃战争的战略影响》等

——摘编自李其荣《世界通史》（近代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主要包括。 

一是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二是社会形态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三是社会结构转型，包括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家庭结构、就业或分工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均较改革开放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摘自孙凤《7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四个向度”》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以“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为题，撰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社会中人们的各种观念在交锋与消融中渐渐蜕变。中世纪的西欧，人们所有的理想是基督徒式的清规戒律和清心寡欲，在很大程度上鄙薄尘世烦恼；而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那种强烈地珍惜尘世幸福和快乐生活的兴趣逐步显现。中世纪的那种在枯燥的基督教义上盛行的禁欲主义，藐视财富和甘于清贫的观念受到挑战；而正当合理享受则备受推崇，对拥有财富的褒扬不绝于耳。以前，人们尊重的是一种苦思冥想或沉思隐居式的孤独生活，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却大力推动抛头露面、广泛交际的上流社会生活，倾向拥抱文明开化、现世开放的乐观主义生活情趣。种种进步的社会观念说明：西欧社会已经由粗野、落后向先进、文明社会迈进。 

——摘编自肖杰《简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人生观变化》

材料二：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他们就是要用这种理性之光去启迪人类，使之从中世纪神学的非理性的迷梦中醒悟过来。不仅如此，“启蒙”还要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鼓舞人们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主要表现在；自然法、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和权力制约说、财产自由，思想自由与个人主义等。美国独立战争也把自由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摘编自郑晓宇、李顺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内容及思想》

材料一汉武帝以后，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经学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两汉博士通过荐举、征召等途径可任太傅少傅、刺史太守、奉常议郎等官职。经学博士是汉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权威，在以经治国、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负责经学的研究与传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明代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通过追求高级的道德哲学状态，重构政治哲学实践。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改变王学末流的弊端，破解国破家亡的历史遗憾，重回实学研究，要求经世致用。明清实学跳出了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 19世纪“今文经学派”中的龚自珍、魏源，为了挽救时局，分别提出“改制更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实践指向。 

——摘编自汪四红《论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马克思“实践观”的互融相通》

材料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回归传统经世致用观。他宣扬以学术经国济世，致力于民众历史教育和边疆史地研究；主张以史为鉴和以史明智。同时，他根据时代要求对经世致用论作了发展，突出史学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作用，指出史学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形式上，他不再限于传统学术研究和史学著述，而是以现代学会和报刊从事宣传，通过撰写新历史教科书和各类通俗历史读物传播历史知识。 

——摘编自徐国利《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