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喻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与此同时，汉武帝通过“算缗”“告缗”剥夺豪强地主土地。“算缗”即财产税，又称为“算”，由个人申报，财产一万以上者每万钱征收120钱，不足万钱免征。这本来是针对工商业者的专门税收，但当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以后，其也被纳入征税范围。因为财产计算由个人申报，地主、手工业主隐瞒不报现象多有。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诏令检举偷税行为，检举内容一经查实，财产没收，并将其家产之半奖励检举人，是为“告缗”。全国将近一半的大地主、大手工业主、大商人因告缗而被没收家产。元狩三年（前120年），御史大夫张汤建议盐铁官营，这一建议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全面实施，由国家在出产盐铁的郡国设立盐铁官，统一负责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使盐铁收入归于国库，收到了“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效果。元狩五年（前118年），武帝统一发行五铢钱，严格形制和重量，规定五铢钱周边和中间方孔的四周隆起，规定钱径、孔径、厚度，使其文重一致。但因为各郡国分散铸币，铸币质量难以统一，为盗铸留下了空隙，盗铸屡禁不止。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下诏停止郡国铸钱，以前所铸钱币一律熔毁，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非上林三官钱不得流通，违者严惩。元鼎二年（前115年），桑弘羊“置均输以通货物”，之所以称为均输，桑弘羊解释说“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其具体内容就是在中央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令，各郡国设立对应机构和官员，把规定的各地贡赋折合成本地出产最多最便宜的物品，再由均输官把该物品运往需要的地方售出，收益归国家所有。

——摘编自臧知非《汉武帝财政改革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材料  政治体制、政治机构适时的调整，是政府活力的表现，也是保持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这种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哪一个时期调整得快一点，整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就会快一点。这在汉武帝时期、唐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据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等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孟子认为先王因为有善心，所以才实行仁政，仁政之所以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合乎人性的。他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桀纣之失民，实际上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心。因此认为君主之行事，必须以民意为依归，认为民意即天意，若君主不能以人民意志为意志，人民可以把君主当作仇敌，起来推翻他。孟子希望国君能“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广泛地招揽人才，达到“王天下”的目地。孟子还主张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对人民施行教化，以达到王道。

——摘编自李秋华《孟子仁政思想初探》

材料二

稷下学宫整体上是齐国官学，但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学宫。众人推举学界名流来担任学宫的祭酒，国君不直接干预教学与学术研究。学宫中容纳“百家之学”，成为百家争鸣的文化沙龙。荀子在学宫三为祭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他扬弃以往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吸收春秋以来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天道观，构建其天人关系学说。

——张秉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材料一

      梁启超一生所撰史学著作颇丰。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他在《新史学》中提出旧史学只以帝王、个人为中心，完全没有群体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不能够承担救亡的重任的。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批判孟子的“一治一乱”说，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螺旋式发展的。梁启超认为：“英雄者，乘时势也，非能造时势者也。人群之所渐溃积累、磅礴蕴蓄，既已持满而将发，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过以其所受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耳。”梁启超提出“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鼓励并引导历史研究者采用包括统计法在内的科学方法。

——摘编自刘书凤《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材料二 

      汤因比是20世纪颇受争议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少年时期见证了西方帝国主义最为鼎盛的场景，青年和中年时期历经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在汤因比一生的事业中，《历史研究》(10卷)和《国际事务概览》(34卷)占据着最为显耀的位置。他曾自述：“自1924年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假如我不同时期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做不成。”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汤因比公开指出，如果世界要想寻求到和平的话，西方必须承认其侵略行径并弥补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的伤害。然而，批评之声几乎贯穿汤因比的一生。将“文明”而非民族国家或人类整体作为历史研究单位既是汤因比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也是汤因比的研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任东波《“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

材料一

近代，一位巴基斯坦诗人、哲学家提出，“如果伊斯兰教想要成功适应现代世界，那么，‘创制’就不仅是当代穆斯林的权利，更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少新兴的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将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实体压缩为仅包括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等狭小领域的“穆斯林家庭法”，而将有关商事、民事、刑事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规定皆以西方式的法律制度代替。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基斯坦一度提出“实行伊斯兰制度”的口号，但政府只是有选择性地恢复了部分宗教刑罚，而且在审判程序上也作出严格规定。传统的伊斯兰教刑罚更多地起着威慑作用，历来很少被付诸实践。

——摘编自李林《穿透“复古”与“现代”的迷雾——如何理解现代性语境下的伊斯兰教法》

材料二

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实行联邦制，政治运行表现出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征。 当地方法律与联邦法律相矛盾时，无论立法时间先后，地方法律都必须服从联邦法律。巴基斯坦的政体是议会制，家族政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结合使巴基斯坦政党具有地域化、族群文化特征，几个全国性政党分别是不同族群的代表。巴基斯坦所在地域历史上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南亚次大陆的必经之地，这导致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各个民族社会生活形态不同，风俗习惯各异，所操语言有别，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但巴基斯坦又推崇单一文化论。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早期的能源基地、基础设施和港口陆续竣工，两国产业合作将以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为平台逐渐展开，这些平台皆建立在当地社会基础上，需要充分的人力支持和友善的文化氛围。

——摘编自孔亮《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