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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国家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宗法等级君主政体，其典型是西周王制，简称“王制”；二是中央集权君主政体，其典型是秦朝帝制，简称“帝制”。两者在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王制是典型的“家天下”，而帝制在“家天下”中注入了一些“公天下”的成分。相对来说，后者更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

——摘编自商爱玲、张鸿《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材料二：宋代三级地方行政区划，首为路，初期有15路，最多时发展到26路；路下设府、州、军、监（宋初惩唐五代节镇之祸，收回节度使的兵权，由中央直接统领府、州、军、监），府是皇帝即位前居住或任职的州以及京都、陪都所在地，军是冲要之地，监是有矿产之地，府、军、监与州的级别相同，宋全盛时有4京府、30普通府、254州、63监；再下是县，全盛时有1234个县。这个时期县以下都设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其划分主要以户口多少为标准。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元朝行省创立了一种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并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模式内。行省虽然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统摄的作用，但是在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暑会议制，群官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行御史台与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构成了防范行省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他废除了无条件分赠土地的制度，推行采邑制改革。过去，由于（法兰克）墨洛温王朝诸王实行将土地无条件赏赐的做法，耗尽了王室的全部地产，从经济上削弱了中央……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化过程的发展，战争的连绵不断，自由马尔克成员（即平等的自由人）纷纷破产，国家的兵源成为严重问题。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土地占有制度，采邑制就是针对上述问题而在土地占有关系方面实行的一种变革……采邑制的广泛实行，对法兰克王国正在发展的封建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百度百科”（《采邑制》词条）

材料二：大化改新以前，苏我氏等大豪族控制了大和国的政权，而天皇家族基本上没有什么实权。贵族疯狂地兼并土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公元645年6月，皇室中大兄皇子联合贵族中臣镰足发动政变，除去掌握朝政的权臣苏我氏父子……中大兄皇子等拥立孝德天皇，定年号为大化。646年元旦，新政权以唐代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发布《改新之诏》……改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

——摘编自“百度百科”（《大化改新》词条）

材料一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15世纪前后突然超过亚洲大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共同采用了贸易开放政策。同时，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最先富裕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而是发生在欧洲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英国与后来的法国和德国，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除拥有较大的人口规模之外，还较好地将殖民地纳入本国的分工体系，而且拥有更好的市场条件、高效的法制传统和人力资本培育体系，使本国的要素结构更能支持大规模的民间技术创新，吸纳过剩资本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促使其经济结构从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转型。

——摘编自李君华、欧阳晓《欧洲大国发展道路的经验解释》

材料二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传统古代封建社会已经发生局部结构性变换。新生的先进社会因素代表了社会的未来，显示了社会的新走向，因而，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摘编自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材料一：在中古初期，西欧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封建君主、封建诸侯和教会贵族三种政治势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政治局面……君主贵为一国之君，但实际上权力非常有限，只能在自己的直属领地里享有行政、征税、组建军队、发行货币等权力，不能干涉各封建诸侯、教会主教等的领地内事务。各封建诸侯虽然名义上要服从君主，向君主效忠，为君主服骑兵役，但在自己的领地里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拥有行政、司法、财政等各方面的权力……各地教会、修道院虽是宗教机构，但也拥有大量的土地，教会主教、修道院院长则拥有领地上的各种权力，且他们无须向君主效忠，要效忠的是罗马教皇。

材料二：进入中古后期，在等级君主制政体内，作为劳动者阶层的第三等级——市民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的殿堂，成为与封建诸侯、教会贵族有同等发言权的政治势力之一。而国王明显地凌驾于这三种政治势力之上，是政府的最后决策者。等级君主制实际上是国王与教会贵族、封建诸侯和市民三个等级势力的联合专政，国王通过议会与三个等级势力的代表沟通，求得多数人的支持，而三个等级势力的代表也利用议会来维护各自集团的利益。有一个多等级的代表参加的议会(或国会)是等级君主制政治的重要标志，所以也称议会君主制政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文滨《中世纪西欧多元政治的形成及发展》

材料  1901年1月29日，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这使各省督抚、绅商认为到了一个深化并陈述自己识见的良机。随着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计划流产，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3个多月的不断商议，征询多方意见，最终确定由张之洞主稿，刘坤一领衔上奏朝廷的变法“三折”。刘、张二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联，全面规划了新政的内容，涉及经济、教育、军事、官制各方面的改革。变法措施共分三大类二十七条，即“兴学育才”四条，“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朝廷对刘、张的《三折》格外看重，指令“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至此，《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大纲，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摘编自严忠德杨家慧《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产生背景及过程》

材料一 纵观历史，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当时战国时期各国变化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运动。商鞅变法中提到，以往的小乡、邑都应该聚齐在一起，成立县，设立各个县管理者，领主的主权被收回中央，中央成为政治的集权中心。秦国对于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也非常明确，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得到深化，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得到肯定以及稳固。在商鞅变法中，爵制不再受世袭的影响，不分亲疏远近，不特别厚爱贵族，一旦军功在身，不论是何等身份都可以获得爵禄。通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的大好政治局势。

——摘编自李昊雨《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分析》

材料二 虽然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却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得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摘编自许小年《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