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据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整理

材料 隆庆年间，张居正主持了北方边务。他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成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加固增设城防，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张居正针对监军掣肘的局面，奏请明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促成隆庆五年的“隆庆和议”，开放多处互市市场，从此，长城沿线“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万历初年，张居正担任首辅后，更是加强对边臣的督促，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在张居正执政以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间，北部边境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据张海瀛《张居正军事改革初探》等整理

材料 1978年，小岗村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封闭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包产到户的大潮下迅速解体，农村一度出现了治理真空，影响了基层治理秩序。1980年，广西罗城等地开始了村民自治的自发探索，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和肯定。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村委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1998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形成了“直选”、“海选”、“独立提名”、“两票制”等民主机制。不过，村民自治的实践与制度初衷存在不小的差距，绕不开行政化的影响，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也会存在矛盾。21世纪，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提速，城乡间的流动性空前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2001年，农村社区进入自发试点阶段，2007年，民政部发文在全国推广。实践中，农村社区建设逐渐形成“一村一社”、“一村多社”和“多村一社”等发展态势。一定程度上改变广大农民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薄弱和公共服务缺乏的现状，重构了新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摘编自李春根 罗家为《从动员到统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材料 面对自汉以来选官的“门望”与“贤才”之争，孝文帝既重事功，也不排斥能力，以皇权调和了二者的关系......孝文帝常以“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为指导思想，形成对官员考课的定制，在废除原有部落色彩的“领民”、“酋长”等官职的基础上，将鲜卑官名和内朝融入了中原传统的官职中，代之以廷尉、九卿等汉族传统官名，加强了对官僚队伍的管理和控制，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荡涤了鲜卑氏族机构的痕迹，扭转了中央、地方胡汉二重体制，统一和协调了北魏政权封建官僚体制。

——摘编自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与官员的选举》

材料一 战国时，多数人称赞商鞅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韩非、李斯等称颂商鞅推行法治、富国强兵、移风易俗的治秦功绩。汉代以后，称颂商鞅的少，非难商鞅的多。贾谊驳斥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上高告奸”；司马迁认为商鞅不重视道德和教化，其评价亦成为后人关注商鞅的标杆。宋代学者主张效仿上古“王道之政”，期冀重回太平盛世，因此批判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改革秦人风俗习惯的措施，而商鞅军事、耕战、“令出必行”等法律方面的思想在宋代则受到重视。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材料二 历史现象有时非常有趣，我们现在都说王安石变法，如果不提宋神宗的话，一般大家可能会把宋神宗给忽略掉。这其实是因为南宋以后，人们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祸国殃民，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王安石改革是经过宋神宗批准的，而中国政治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犯错的，所以就需要将皇帝与王安石切割开，把责任都推给王安石。虽然王安石确实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但在君主集权体制下，毫无疑问宋神宗才是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主导者。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所以神宗对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有一种焦虑感。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正统性，加强君主专制，宋神宗需要借助一股力量去对抗士大夫的权力。宋神宗有很大的抱负，想要富国强兵，进而收复燕云，但在当时的大臣中，只有王安石支持他。从南宋起，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基本上都处于负面的状态。到了晚清，梁启超第一次用现代理念对王安石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对王安石变法给予积极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受民主思潮和民本思想的影响，发现王安石变法也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一些宋史学者提出了否定的、商榷性的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宋史学界，这种争论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摘编自虞云国、张钰翰《去符号：还原真实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