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从中国国家、社会发展历程以及族与国的融合状况出发，根据血缘与政治、国家与宗族以及亲疏与等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每两个阶段中间有过渡期。如下所述：

——摘编自徐义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

结合材料和所学的中国古代史知识，任选一时期并加以论述。（说明：可以赞成、否定材料观点或提出新观点，并加以论述）

材料一：抗战教育是民族的教育，是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教育。这一教育过程，也是塑造民族灵魂的过程。所有的学校都是抗日基地，都是抗日的种子，都是民族觉醒的发动机。学校的这种功能发挥得益于教育者的自觉。梅贻琦劝勉西南联大师生：“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基础教育增加了抗战内容，在小学国语课中增加抗战故事、战争消息，音乐课教学生唱爱国歌曲。

——摘编自《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倡导全党全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路，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定下了重要基调。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启动实施。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整体阐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把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带入21世纪。

——摘编自教育部《新中国70年教育事业的辉煌历程》

材料一：明治维新时期，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保护和鼓励，对外国资本的限制与排斥，用丰富而低廉的人力资源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起军事化的工业体系，并迅速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并没有好转。国权压制了民权，新兴的自由民权运动半途而废。这种半截子的现代化把日本导向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发展轨道。

——摘编自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材料二：19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与十八世纪初的英国非常相似。这两个国家的社会都有现代特征：家庭制度都通过契约安排将个人与家庭分离，都有独特的单一继承人继承制度，都有一种阶级制度。甚至他们的政治制度也非常相似…然而，尽管日本当时已经拥有了日本奇迹的大部分基础，这可以用来解释日本的速度和成功的部分，但可以确信，如果没有“西方”来开放日本，或者没有西方科技体系的引进，日本就不会有工业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发展。

——摘编自（英）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材料一：1871—1914年，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社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以英国为例，当政者通过改革扩大了民主范围，缓解了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除俄国外，欧美其他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民主。为了应付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所带来的新问题，英美两国都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美国还开展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或加强官僚制度。1871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领域内也进行了调整。比如英国，它在1870年以前实行的是经济上的放任政策，随着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统治集团改变了过去的自由放任政策，开始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美法德诸国也推行工人福利政策，尽管背景因国而异，但无一例外，这些国家的劳工立法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施的。

—摘编自刘祚昌《1871—1914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调整》

材料二：到1900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提及“世界文明”。尽管所有国家在语言、文化和社会实践等方面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差异，但都不由自主地被拖入一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之中。政治和经济的现代性的标志，如现代科学、机械工业、现代交通、工业组织等，无论在何处都非常相似。但并非各个民族都能以平等关系参与这场全球性发展，欧洲人攫取了最大的利益。在其他地方，部落社会及固有的旧文化开始土崩瓦解。科学的思想到处改变着旧有的思想方法，就像当年在欧洲发生过的那样。

—摘编自(美)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现代世界史：1870年起》

材料：在16世纪，法国一批人文主义作家就对中国产生了强烈兴趣。拉伯雷认为，“智慧的神瓶”在中国，蒙田把中国看做“欧洲的典范”。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热”，并把“中国风”吹向整个欧洲。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他还将中国人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光”。为了发扬光大他所说的“中国精神”，他进而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写出了剧本《中国孤儿》。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围绕“法国对中国印象”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释。(要求：论题明确，论从史出，逻辑清晰)

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农村治理路径明显变化的60年，最能反映这场变革的是农村治理方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是一个分散的乡村社会，国家就借助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把家庭从旧的地方束缚中部分地解放出来，开始了由互助组和初级生产合作社到建立新联盟的过程，初步建立乡、村基层政权，呈现乡、村政权并存。国家在农村诸多力量博弈中的全面获胜则以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实施为标志。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农村社会的治理转向村民自治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国家的行政管理权收至乡镇。乡镇以下的村则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级公共事务由本村村民自我管理。1982年村民自治写进了宪法，自1983年到1985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的性质和地位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

—摘编自戴玉琴、高广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路径、影响和走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