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北宋儒家“关中学派”代表吕大钧兄弟受《周礼》《礼记》的影响，订立《吕氏乡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乡规，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德业相劝，即互勉于修身齐家之事；二是过失相规，如戒酗酒，戒赌博，戒斗殴等；三是礼俗相交，即乡党之间要有长幼之序，相亲相敬之礼；四是患难相恤，包括防盗，防灾，防疫，恤贫，恤孤等。在此基础上，又细化为更为具体的条款，以约束和规范乡民的个人行为。有学者认为， 《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

——摘编自党晓虹《中国传统乡规民约研究》等

材料二：王阳明平南赣乱之后，举乡约告谕乡民，以“和尔邻里，齐尔姻族，死丧相助，患难相恤，息讼罢争”。《乡约》中，王阳明要求乡民做“一念而善”的善人，注重修身，内察自省，防止“一念而恶”成为“恶人”。针对民众过恶，王阳明的惩戒方法不在于“请兵灭之”，而在于使乡约之民“兴其善念”。阳明镇守南赣三年， “赣俗丕变，赣人多为良善”。

——整理自王雅克等《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材料：同治年间，浙江余姚举人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被怀疑通奸杀夫。在审理时，知县刘锡彤受道听途说影响，认定二人有奸情，因而刑讯逼供迫使二人认罪。此案惊动朝廷，在数度更审后终获清白。该案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感，成为后世研究中最为吸引人眼球的作品。关于冤案的成因，可以排除因官员受贿制造冤狱的可能，造成冤案的真正原因是浙江各审案有关人员的渎职所致。无独立人格身份的小白菜在本案的司法过程中根本没有话语权，无法申冤，也是导致该案成冤的关键因素之一。究其根本，与当时清代法律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状况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刑讯逼供和秘密审判为冤案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关于冤案平反的原因，首要原因是朝廷通过复查该案，敲打地方督抚，重振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始逐渐衰落的皇权，进而改变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另外，该案还引起外国人重视，有某外使在总署中宣言：“贵国刑狱，不过如杨乃武案含糊了结耳。”反映出该案的昭雪也受到外国舆论的压力，有改善中国形象的考虑。此外，《申报》的跟踪报道和大肆宣传起了很大作用。正如一名外国学者说的，杨乃武案得以广泛传播并被证实为冤，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申报》充满活力的记者们。

——改编自韩剑尘林晓凤《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学术史考察与反思》

解读材料中的信息，提炼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

材料：隋文帝开皇初年两次“更定新律”，史谓《开皇律》。隋朝统治者鉴于《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将其作为制定《开皇律》的主要参考，并“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成文“十二卷”。新律制罪二十等，废除“前代鞭刑及枭首”等“苛惨之法”，“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定罪500条，删繁就简，比旧律减少死刑81条、流放刑154条、劳役刑等一千余条。唐朝官修史书评价《开皇律》“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摘编自《隋书》

材料一：唐代在中央设三大司法机构——最高审判机构大理寺、最高司法行政机构刑部、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在地方，州、县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地方司法，州有司法参军事，县有司法、司户等佐吏，协助州刺史和县令处理案件。在司法审判中，有“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残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准其以银赎罪）……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等规定。在审判程序上，对传票、证据获得、证人限制、法官要求、刑讯、死刑复核、上诉等均有规定。

——据金荣洲《7-9 世纪中外司法制度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推崇“无讼”，但宋代情况却为之一变，诉讼之风大盛。在各类民事诉讼案件中，以田讼最为突出。淮南，“淮民为客户所侵，地讼难决”；成都，“人繁地狭，积多田讼”。《名公书判清明集》中，邻里之间、主客户之间、僧道之间，甚至叔侄之间、兄弟之间的土地之争俯拾皆是。以至当时有人哀叹道“长不恤幼，卑或陵尊，同气之亲，何忍为此！”自北宋初年起，政府不断修订与田产相关的法律，并多次申令土地买卖必须 订立契约，“凡人诉论田业，只凭契照为之定夺”。张载提出“收宗族，厚风俗”，真德秀则在《泉 州劝孝文》等文字中反复告诫百姓须宁息讼争，协睦族邻，改过迁善。

——据牛杰《宋代民众法律观念研究》等

材料一：史载武帝好《公羊》，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明帝通《春秋》《尚书》。东汉不少皇帝还亲自讲经，参与诸儒的学术论辩。“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这成为武帝以后汉代政治中较有特色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儒学不断汲取其他学说的成分以充实和完善自己，为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加之汉代通经致仕政策的刺激，于是“专事经学，其风甚笃”。儒学特别注重德治，讲求调适人伦，纯化风俗，其义理易为“匹夫匹妇”所认知和认同，故而狱吏走卒、农夫牧人、幼童白首纷纷诵读儒经，研习章句。

——摘编自孔毅《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材料二：南宋理学家在继承北宋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学，并深化教化思想，拓展了新的教化方法。“助人君，明教化”既是南宋理学家们治学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点。根据南宋社会教化的表现路径，可知这一时期社会教化的价值倾向于民生社稷，主要体现在伦理教化、风俗教化、劝学教化、劝农教化、法制教化、军事教化等。总之，在南宋时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基层官员，为皇室江山，不遗余力地关注和实施社会教化，因路径多元、内容切合社会和民众实际而富有成效。

——摘编自赵国权《南宋时期社会教化的路径及价值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