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1905年，孙中山自美洲来到英国，得知严复也因事住在伦敦，便特地前往拜访。两人交谈的中心内容是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谈话中，严复始终认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为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不同意严复的主张，他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摘自陈国庆《晚清新学史论》

材料二 在开办面粉厂时，荣氏兄弟（指荣宗敬和荣德生）就认定要在市场需求最大的“吃、着两门”中投资兴业。1905年，在面粉厂初步站稳脚跟之后，荣氏兄弟立即向棉纺织业进军，联络同乡资本家，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1907年投产。

——摘自虞和平《荣氏兄弟》

190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面对民族危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选择。请以“民族危机与个人抉择”为主题，自拟标题，结合材料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材料一 一战爆发次年，即1915年，日本出口中国自行车总价值达到55687关平两，占全年总进口价值的59.70％，以绝对优势位列第一，老牌自行车工业强国英国是年占有35.73％，屈居第二。之后连续8年间，日产自行车都占据中国市场第一进口国的位置。特别要指出的是，此8年间有连续6年(1915—1920)，日产自行车出口中国总价值占中国全年总进口价值，甚至超过了50％，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此时日本自行车工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未羽翼丰满，相对仍在襁褓中的中国民族自行车业，优势虽然已经十分明显，但与欧美诸国自行车工业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战结束后，待欧美各国自行车工业恢复元气，重新大量输入中国市场之后，日产自行车的市场竞争优势则不再明显。

——摘自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

材料二 最早于1926年，由大兴车行开始聘请2名日籍技工，购入进口钢管和接头，正式进行自行车车架的组合、焊接和油漆，配以部分进口零部件组装成红马、白马牌自行车销向市场。这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1927年，润大车行也在自制部分零部件的基础上，配以进口零部件组装成飞龙牌自行车。两大车行的国产自行车分别参加了上海中华国货展览会和杭州西湖博览会的展出，得到与会人士的一致好评，销路渐畅。

——摘自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

材料一 ……于是，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应时而生。察举制是一种先考察而后举荐的方式，在形式上吸收了荐举的因素，但又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察举的权力掌握在皇帝和各级主要长官手中，察举的科目由皇帝制定，被察举的人必须以信奉或践行儒家思想为主；二是察举有固定的时间、地域、名额规定。这样，察举制成为一种较荐举制更为健全完善的官员 选拔制度，适应了汉武帝时代加强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的需要，保障了官员的来源渠道，也成为此后汉朝官员选拔制度的主体。

——据《〈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将举察官吏的标准定在品行情操上，而衡量其高下的唯一尺度是儒学的仁义忠孝。于是，“家训”“家诫”的家学教育便适时而兴盛起来。它们在私学教育的家族化、社会化方面将道德品质的修养贯穿于文化教育之中，不知不觉地 对社会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摘自吴霓《论魏晋九品中正制与私学的关系》

材料三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制举科目多临时设置，较重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等。平民百姓和官吏均可应试……参加考试的人，要经过“考核资叙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刑家之子，工贾殊类”以及部曲、杂户、奴婢等，均无权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科举选官的范围较之九品中正制要广泛得多，一般地主子弟均有资格参加科举，这对排除当时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提高官吏的素质和改善吏治，都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摘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武帝的开拓事业，论范围，论时间，都比秦始皇加倍，费用自然也加倍；光是元朔五、六年间对匈奴的两次胜利，“斩捕首虏”的酬赏就用去黄金二十余万斤。武帝又厉行水利建设，这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武帝最初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成本低而定价高的新币。以白鹿皮方尺为皮币，当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此作礼物。后来武帝实行币制的彻底改革，集中货币发行权，严禁各地方政府铸钱。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川蜀用铁钱，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交子之创始者，实为蜀中豪商。至天圣初，交子铺信用失坠，不能如数兑现，乃遭封闭。封闭后商业骤然凋敝，后特设国营交子务，由国家发行，流通区域限于川蜀。神宗熙宁间，交子发行已扩展于河东及陕西。至徽宗时，交子改名日“钱引”。因旧日所发行之交子价值日落（因西夏用兵，借川蜀交子以助边费，交子发行逾原定额二十倍，故价值大落），欲以新名救济之也，然未几钱引之，价亦日落（因滥发）。概北宋之纸币制，至徽宗时已大坏。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