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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治武功盛极一时被后世史家誉为“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这一百余年间清朝最后完成了国家大一统的最高理想在辽阔的版图内建立了空前稳固的有效管辖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高峰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清朝继元明两朝之后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以至最后完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这一时期多方面的发展并没有突破传统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儒家思想体系的框架因而“康乾盛世只能是中国古代最后的辉煌。

——摘编自中国历史元明清》等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康乾盛世的认识。

材料一 由唐入宋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都市空间的扩展。空间的扩展增强了都市的吸纳力，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空间的扩展至少具有三维（向）性：一是外延的扩展，使都市的实际区域逐渐向城外扩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墙为界限）；二是城内封闭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打墙侵街”“接檐造舍”等，属于内涵的扩展；三是立体空间的扩展，即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楼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间。

——摘编自宁欣《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

材料二 唐宋时期，政府出于迫切缓解财政拮据的现实需要，采取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并逐步认可商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和社会分层的依据，以出身为标准的身份等级制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唐末的战乱沉重打击了不断衰落的门阀士族，客观上促进了商人摆脱自身原有阶层的桎梏，一个新兴的富民阶层开始崛起。商人阶层自身也逐步认识到组织行会的重要意义，于是“行”代替“市”成为新兴的社会组织。城市市民开始寻求用联合抗争的方式表达本阶层的观点，为自己发声，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市民阶层由此萌发。

——摘编自冯兵《隋唐 五代城市社会等级与社会结构变迁》

材料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哈布斯堡王朝和反哈布斯堡联盟两大国际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前者力图以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称霸甚至统一西欧，后者则千方百计地不让其得逞，以维护英国、荷兰等新兴民族国家以及德意志诸侯的独立。1643年，新教联盟取胜虽成定局，但双方均精疲力竭，形成微妙的国际均势。交战双方当年即在威斯特伐利亚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和谈，直到1648年才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承认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合法地位，承认荷兰和瑞士的独立，确认德意志诸侯的主权，规定签约各方均须保护条约不受侵犯，使得西欧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共同体”，为现代外交体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李春放《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

材料   清代前期的屯田限于哈密、吐鲁番、巴里坤等地，且受稳定形势的影响也时屯时撤。准噶尔之乱平定后，清政府认识到“驻军屯田，最为紧要”，遂大规模的屯田渐次展开。历经近200年的发展，形成军屯、民屯、犯屯等形式，屯田规模由初期的二十余万亩发展到清末的一千多万亩。在屯田之初，新疆境内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天山为界，形成“南回北准”的格局，随着屯垦移入的汉、回、满等民族，与其他民族形成“大错居、小杂居”的居面。在屯田开展的同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传入新疆，在迪化屯田初兴时期，呈现出“伐木采煤，养育鸡豚，竟成村落，与内地无异”的景象；在天山南路，“塔克拉玛干边缘绿洲的精耕农业特性，造成其倾向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特征”。

——摘编自陈占芳、范经云《清朝对新疆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路研究》

材料   明正统七年，邑大饥，安定乡人卢祯捐谷一千三百二十石助赈，有司奉敕（皇帝的命令）旌（表扬）为义民，劳以羊、酒，表其闾；成化二年，朱肇、张輗各捐赈谷三百石，授七品散官；成化九年，仇轼、陈瑾、薛珪、宋昂各捐赈谷一百五十石，赐民爵一级；嘉靖十四年，旱蝗，发仓稻以赈；嘉靖十八年，海潮，奏留余盐银两，发仓稻赈恤之；嘉靖十九年，旱蝗，巡抚周金、巡按石永奏免税粮；嘉靖二十年，水旱，发仓稻赈民，巡盐御史又发赃罚银补赈；嘉靖三十九年，大饥大疫，巡抚都御史唐顺之、巡按御史陈志、巡盐御史李廷龙各发银谷赈济；海道副使刘景韶施药疗民，全活甚众；知县童蒙吉殚力赈饥施药。

——节选自清嘉庆《如皋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