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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是一个传统的转轨过程，充满着变异与新生；但是，近代化又并非无根由的空中楼阁，其物质基础和精神园地都深植于古代与中世纪，因而又潜藏着遗传与复归。近代文明伟岸的大厦是在古代—中世纪奠定的广阔而深厚的地基上建筑起来的，它既是对传统的超越，又与传统保持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以往的近代化理论，多强调近代化过程及其结果与传统的巨大差异，以及近代化与传统间的鲜明对照，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缺乏这种对照则无以确立近代与古代—中世纪之间质的区别，也就失去了前进的目标；但是，在论及近代化时，我们如果忽略今与古的血肉相关性，便会失去前进的依据。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十五讲》

根据上述材料，围绕“近现代化与传统”的话题，自拟论题，并结合世界史知识，展开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材料—   1761—1835年被称为英国的“运河时代”。至1830年，英国开凿的运河总里程已经达到了2500英里，不过到19世纪70—80年代英国的运河业却走到了尽头。

在英格兰东部，通常的运输模式是，煤、焦炭、石灰、建筑材料、杂货和服装等通过运河被输送到内陆，玉米、麦芽、大豆、羊毛等被运到海上、然后沿海岸运到大城市。

运河主要由贵族地主和工商业资本家投资修建，组建运河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是运河修建最常见的融资方式。英国人运用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手段，特别是铁制水槽的使用，使英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运河开凿技术最先进的国家。需要注意的是，运河该不该建造一般由议会授权，但如何修建则各行其是，导致运河的修建缺少统一的建设标准，如河道宽窄、水闸大小等都不统一，成为运河业可持续发展的致命伤。运河在短期内兴起，资金不足问题一直存在，再结合投机所需，大量的运河便修成了窄运河。

材料二   工业革命对英国运河的修建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说英国运河成也工业革命，败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运河业的兴衰，是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写照。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雍正江《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运河修建的条件》

材料一   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

1920年的余云岫与杜亚泉之争，相对来说还局限于学理式的探讨。余云岫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与研究。

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争论和1934年发生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名为中西医之争，实际上乃是科学主义思潮冲击下中医存废之问题。论争的范围，不局限于中西医学理上的是非，而是扩大到思想文化范围，甚至提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卷入了政治势力及政治派系冲突的漩涡中。

1941年，当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中医争夺生存权的话语从学理的探讨转换为民族求生存的民族主义话语，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中西医学理的论辩淡出，而意识形态的争执充斥了文化冲突的话语场。

——摘编自邓文初《“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

材料二   1929年及其以后的中医废除之争，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中国医学界的二元格局。中医界虽然屡屡遭到打压，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下去。西医虽然把持国家卫生行政且拥有中医无法比拟的学术地位，但也无法让中医全军覆没。这次斗争为中医药界自身的生存发展迎来了契机。其一，抗争与发展是近代中医药界两大主线，抗争中建立了团结，改变了原来中医界的内部关系和职业精神；其二，废止中医之争促发了中医界的紧迫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中医界不得不谋求自身的革新与改良，自觉进行科学化的尝试，逐渐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或许可以说，废止风波最终为中医药界带来了一场真正意义的胜利。

——摘编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

材料一   罗马海外殖民城市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其海外殖民政策是在意大利殖民政策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早在共和国末年，一些军事将领如苏拉、马略、凯撒等人都曾建立殖民地来安置老兵。奥古斯都一生为安置老兵大约建立了不少于75个殖民地。他因此被誉为“殖民地之父”。罗马帝国前期，由于战争相对减少，军队驻地逐渐长期化、固定化。军队的需求所带来的获利可能性如磁石般吸引了众多的平民，这些促进了罗马帝国时期许多新兴城市的出现。殖民城市的建立，在罗马经济发展、政治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材料二   由罗马军队修建的公路、桥梁等设施在便利了军队的迅速调遣和给养运输的同时，也用于民用，从而促进了帝国境内居民之间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公路和军营成为较大的平民定居点的核心，带来了凝聚力和安全感。殖民城市都是罗马式的，都建有宽广的街道，成排的民居，以及多样的公共建筑，包括集会广场、圆形剧场、公共浴场等。罗马从整个帝国各个种族集团中招募士兵，并利用他们将罗马文化带到行省。士兵学会了拉丁语，了解并服从罗马的法律，采用罗马的宗教。行省的居民也已习惯于同士兵生活在一起，并且乐于同他们往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鹤《罗马军队与西部行省罗马化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