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节选自《国语•周语上》）

材料二：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冲荡渍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濒洞轇轕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吾无取乎尔也。

（节选自柳宗元《非＜国语＞•三川震》）

材料三：

柳子非《国语》之三川震，以“源塞国必亡”为无稽，谓“乏财用取亡者，不有他术乎”。此固见其识高，然亦有弊：其一，不知水源之塞，于农桑之国为命脉所系，民乏财用，固其大端；其二，不知伯阳父之论，乃“以天道谏人事”，非欲证“川塞即国亡”之必然。柳子之非，激而太过，反失其平。夫国之大患恒起于微而积于渐农事之兴替尤系于水利之通塞。伯阳父藉灾异以警人君修德防患，意在防微杜渐，非胶柱鼓瑟之断言也。柳子执一端而斥全旨，虽破其拘泥，亦蹈其苛察，使后世读《国语》者或疑古人之用心而轻天道之戒，此其蔽也。故论古贵持平，当察立言本意，勿以词害意，斯为善学。

（节选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附论）

清癯的丰饶

——追忆袁隆平先生

卞毓方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访。1972年4月，湖南黔阳安江农校，对象袁隆平。

彼时他寂寂无闻，但我直觉他终将成名——恰如途经的张家界（时称“大庸”），虽荒寂，其鬼斧神工的大美，迟早会惊艳人寰。

午后抵校，一名学生帮我去田里唤袁老师。①他远远走来，黑，瘦，高颧骨，深眼窝。衣袖、裤腿挽得老高，光着脚，乍一看，宛似山野的农夫，唯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眼底有星光闪烁。

我只背一个挎包，别无行囊。袁隆平搓着手，领我去他的住处——四十出头，竟还住单身宿舍？见我疑惑，他笑着解释：“爱人带孩子住在别处。”

墙上挂着伟人画像，旁侧是图表、草帽、雨伞，还有一把小提琴。

他为我沏茶，隔着木桌坐下，闲谈间，他像采访般询问我的出身与工作经历。

“怎么想到找我？”

“北大分配前，工宣队师傅私下透露：‘你去了个好地方，湖南，有大米吃。’实话实说，我就是冲着大米来找你的。”

袁隆平露出一丝浅笑，半是苦涩，半是甘甜。他太清楚，自己搞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走得有多难。②世人道“一波三折”，他经历的挫折，何止九曲回肠——所幸，总有识才者鼎力相助。

轮到我提问，直奔核心：“40年代能读大学，家境不差，为何学农？”

“两个原因。”他坦言，“小学一年级时在汉口参观一个园艺场，那世外桃源般的景致，点燃了当农艺师的梦；再一个，我数学不好，至今搞不懂‘负负得正’，学农用不着高深数理。”

童年的梦想往往指引一生，我低头疾记。

“命运也曾有岔路。”他继续说，“大学时参加西南区游泳比赛，预赛、复赛顺风顺水，却因贪嘴成都美食，吃坏肚子，决赛后半程越游越慢，最终第四，错失进入国家队资格。”

他的跑道不在泳池。

我插问：“怎么学会游泳的？”

“抗战期间逃难，渡洞庭湖时不慎落水，差点淹死，出于求生本能，练出了‘浪里白条’的本事。”

③这，太袁隆平了！

“还有一次机会。”他说，“空军来学院招飞行员，八百多人里选八个，我在其中。光荣榜贴了，欢送会也开了，突然通知说大学生是稀缺人才，一律退回，只招高中生。”

天意如此——他落选泳池，错失蓝天，注定要扎根大地。

那晚的饭菜早已模糊，只记得谈话远比饭菜香。他递给我一沓试验资料，安排我住进农校招待所。

次日，袁隆平忙完试验田，陪我到沅江边散步。话题说到杂交水稻。他说：“给你的资料上都写了。1964年起步，偶然发现一株雄性不育株，第二年又筛查出五株。真正的突破，是前年在三亚找到‘野败’，野生天然不育株。国家科委高度重视，项目已收归省农科院，这儿和海南都有试验田，海南一年能种三季。”

“你屡经危难，却总能起死回生。”我感叹，“所谓贵人，不是某个人，是国运，是八亿人要吃饱饭的刚需。”

谈话间我发现，他英文流利，俄语也娴熟。“母亲从小启蒙英文，大学修过俄文。初来农校时，还代教过半年俄文课。”他说。

是啊，上天造就大才，总须千锤百炼、融会贯通。

四年后，我调入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编辑部。一次会上再见袁隆平，他已声名鹊起，也更黑、更瘦了。

1979年秋初，我赴京读研，行前特意去农科院与袁隆平告别。他在家中接待我，咧嘴绽出那标志性的笑容。听闻他曾累晕在田头，我提醒他保重身体。他拍拍胸脯：“放心，我这身体没问题！”

“我会看相。”我顺着他的话笑道，“你至少能活到九十八九。”

临别，应我之请，他取出小提琴，拉了一首舒曼的《梦幻曲》。

自那以后，袁隆平迅速成为公众人物。他的名气愈来愈大，大如日月经天——有一颗编号8117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大如江河行地——凡有水稻处，皆有他的身影。

袁隆平没能活到九十八九。2021年，他在三亚杂交稻研究基地摔了一跤，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

谁都明白，九十一岁高龄，本不必再亲赴三亚；若不去，便不会有这一摔，活到九十八九并非难事。

但我更明白，以他的秉性，只要还能走动，又岂肯不去基地——世人熟知他的口头禅：“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

④好在，他以一生换来了永生。正如屈原在《涉江》中所咏：“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

2025年是袁公诞辰九五之秋，年初，我便着手筹划重访安江农校。奈何天南地北，山遥路远，何况我也已是“牛老行苦迟”。谢天谢地，承文友大力协助，终于在10月如愿以偿。

斜阳脉脉，秋水盈盈。缓步校园，处处弥漫着袁隆平的气息——旧居、办公室、柑橘园、试验田、游泳池、乒乓球台、校训碑。心中一颤，觉得步步都踩在袁隆平的脚印上。没错，他正是从这方福地走出，携带着一粒“超级稻”，春风化雨、水到渠成地改变了世界。

在杂交水稻发源地纪念馆前，矗立着袁隆平的塑像：他手捧稻穗，含情远望。我绕着塑像转了三圈，而后站远些，再次打量那熟悉的面容，只觉颧骨愈发高挺，眼窝愈发深陷。心头一热，不禁喟然长叹：“你啊，到老还是这么瘦！”

塑像手中的禾稻，穗头轻轻低垂，令人想到他躬耕不辍、俯首弯腰的身影。那姿势，不是落幕时的告别，而是与大地签下不朽盟约——春种秋收，生生不息。他把自己种进时光深处。于是，每一个稻浪翻滚的丰收季，他都穿越回人间，与这片土地又一次相逢。

此刻，沅水汤汤，自远方奔涌而来，仿佛又传来他中流击水的浪音——这浪音穿越半个世纪的烟雨风云，凝成一支新的《梦幻曲》，也凝成那朴素而浪漫的生命誓言：

人间无饥馑，禾下可乘凉。

（有删改）

材料一：

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80年来，世界范围内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层出不穷，慕名前来寻访长征路的人络绎不绝。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

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长征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精神丰碑，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革命理想信念作为社会意识最高形态，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动力。在长征途中，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茫茫雪山，过泥泞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构成了地球上最震撼的“红飘带”。张闻天在谈到长征时说：“没有理想，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长征就是一次实现信仰的伟大征程。

唯物辩证法认为，阶级社会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还需要付出沉重的牺牲和代价。在长征途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面临着物质资源匮乏、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等各种困境，但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斗，歼敌数十万人，攻克700多座县城，攀越40余座大山，跨过24条主要大河，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一个又一个生存极限，用生命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在长征途中，红军经过了彝族、苗族、侗族、藏族等十多个民族地区，虽自身缺衣少粮，处境艰难，但处处留下了血浓于水的军民情怀。《红星》报以《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为题报道了仁怀群众抬着三只肥猪、一大坛酒慰劳红军的场景；周恩来在听闻年过花甲的曾大爷将自己的寿材拿出为红军架桥事迹后感慨：“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三名女红军与徐解秀老人“半条被子”的经典故事传为佳话，记录了红军与群众患难与共。红军为各族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各族群众为红军筹军粮、送儿上战场。二郎滩至今还流传着“红军干人心连心，鱼儿和水永不分；红军爱民如亲人，干人永远念红军”的动人歌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摘编自高布权《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材料三：

作为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唯一一个以革命精神为建设主题，整合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长征从东南到西北跨越大半个中国，在沿线留下了大量文物和文化资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推动跨区域、跨学科、跨部门的保护展示，使这些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得到更完整、更系统地保护，进而更好地实现以物知史、以物证史、以物讲史，使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得以全面展现。

公园建设以来，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长征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从1600余处已增长至2000处，包含会议及机构旧址、战场遗址、桥梁渡口、标语墨书、纪念设施等。特别是各地加强了对长征行军线路的研究和相关道路遗存的专项调查，河南方城县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路”、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南山红军长征路遗迹”、四川石棉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过彝区历史道路”等一批长征历史道路遗存被发现并纳入文物，填补了长征文物中这一类型的空白。

此外，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形成相关文物的整体认定这一理念也逐步形成共识。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湘江战役旧址为例，原有文物构成以见证红军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战斗遗址和烈士墓为主。在第八批国保单位遴选过程中又特别增补了见证红军渡过湘江进入苗族地区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粉碎国民党阴谋的“红军楼”“审敌堂”等几处，体现了长征精神中的“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从而使湘江战役的整体历程、感人故事及其所承载的长征精神内涵都有了更完整丰富的实物支撑。

除了文物以外，长征沿线还保留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建筑等实物遗存，长征故事和相关文艺作品等非物质遗存，以及雪山、湿地、大河、密林等重要自然生态资源。2022年，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同公布了第一批12处“红色草原”，其中就包括了见证红军长征过草地及二、四方面军会师的红原草原、松潘草原及甘孜草原，并支持红色草原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建设主题游径等方式拓展其红色教育功能。此举有效加强了长征文物与草原生态的系统保护与联合展示，弥补了红军长征过草地缺少文物支撑、难以讲好相关故事的短板。

（摘编自杜凡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光明日报》2025年）

有人觉得中文量词（   ），没多大用处。比如，为什么非得说“一只狗”，而不像英文“a dog”一样，只说“一狗”？

其实，量词是中文进化出的“较验”机制：中文同音字多，在口语交际中     【甲】     ， 而看似“冗余”的量词常用来确定类别，消除歧义。比如，我们可用量词将“     【乙】  ”和“（一只）马鹿”区别开。

中文丰富的量词也反应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

首先，中文量词重视捕捉事物具体特征。例如：“条”用于长条型物体，“张”用于平面物体，“颗”用于小而圆的事物……①不同于英文量词注重抽象概括为主，②中文量词体现一种具象思维，③更重视对事物依照现实经验进行直观归类。④这一思维方式，⑤与中国古代“观物取象”的传统一脉相承。

中文量词对客体的感知，也渗透了主体意识。在英文中，量词是一个冷寞的“白描”单位；在中文里，它却是一个温情的修辞单位，可以对情感距离和情绪价值进行微调。比如：一“位”先生礼敬有加，一“伙”强盗贬抑立现；一“壶”好酒是文人雅兴，一“斗”好酒是义士豪情……

中文量词还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并非指代不清，而是源于量词与名词的非常规搭配。它以感官特征的相似性为基础，通过多重意象的叠加，使语言更加韵味悠长。例如，一斛闲愁——容器“斛”本指向实在之物，这里却用来度量“愁”，使得无形的愁绪有了重量和体积，仿佛可以被盛放，甚至被饮下。这种思维方式，继承了中国古代“立象以尽意”的传统。

当下，在年轻人的口语中，“个”几乎成为一个万能的量词。但我们切毋为了追求语言的高效率，而牺牲中文量词那种看似多余的“精致感”。

送邓慎思归长沙觐省^①

黄庭坚

邓侯过我解新鞿，潦倒犹能似旧时。

西邑初除折腰尉，南陔^②常咏采兰诗。

姓名已入飞龙榜，书信新传喜鹊知。

何日家庭供一笑，绿衣便是老莱衣^③。

[注]①觐省：探望双亲。邓慎思考中进士后，因授官之地离家乡较远，按例可获“省亲假”。②南陔：《诗经·小雅》的篇目，古人认为其中含有“循采兰以奉亲”之意。③老莱衣：春秋时期楚国隐士老莱子年老之后，仍穿五彩衣扮作孩童来娱悦双亲，成为孝行的典范。

材料一：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

（节选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材料二：

或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而使国内受其荒残。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答曰：盖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让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为敌战之国，势不俱王。自操、备时，强弱县殊，而备犹出兵阳平；是时又无大吴掎角之势也。今司马懿之才，减于孔明，当时之势，异于曩日，孔明何以不可出军而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长驱下齐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于乐毅，加以吴为唇齿之援，形势重大，不比于五国之兵也，何惮于彼而不可哉？

（节选自张俨《默记·述佐篇》）

材料三：

诸葛绕山而西出祁山，趋秦、陇，奇兵也。高帝舍栈道而出陈仓，以奇取三秦，三秦之势散，拊其背而震惊之，而魏异是。非堂堂之阵直前而攻其坚，则虽得秦、陇，而长安之守自有余。魏所必守者长安耳，长安不拔，汉固无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于散地，魏且以为是乘间攻瑕。有畏而不敢直前，则敌气愈壮，而我且疲于屡战矣。故陈寿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诚有谓已。而公谋之数年，奋起一朝，岂其不审于此哉？夫公固有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秦、陇者，非长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门户也。诚收之以为外蔽，则武都、阴平在怀抱之中，则蜀可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公之定算在此矣。

（节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

羞愧的力量

孙惠芬

第一次为辽南庄河的土话感到羞愧，是在小学三年级。班上来了大连下放户的子女，叫方丽敏。有一次，她与我的女伴季秀莲先后被老师点名朗读课文，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大家不是笑季秀莲而是笑方丽敏，她的普通话怪腔怪调，只适合出现在广播和收音机里。可我没笑，不但没笑，还为季秀莲羞愧——土话太土了，土到掉渣。

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羞愧的力量。那天放学，我抛弃每天牵手一起走的季秀莲，去追赶说话好听的方丽敏。这让我失去友谊，还让我的羞愧更加如影随形。和方丽敏一起，像丑八怪为自己搬来镜子，只要一张嘴，我就气短心虚，只要我学方丽敏，大家就取笑我。而季秀莲不但有意用土语说话，还要狠狠地加重语气。

到了初中，季秀莲已主动示好，境况也没有变好。班主任曹老师是大连来的知青，强调朗读、回答都要讲普通话。那个端不上台面的语音像藏在身体里的耗子，一不留意就窜出来。当曹老师对着我们海边的学生摇头时，我的羞愧里充斥着与命运有关的情绪，仿佛上天有意制造命运的不公。

羞愧的力量，来自对土话乃至自身生活的厌弃，像厌弃长在脸上的胎记。二十岁时，土话倒是上了回台面。当时我在辽宁大学读中文函授，课本有一章这样写道：辽南庄河沿海，说话的声母里没有zh、ch、sh，只有j、q、x，没有一声和二声，只有三和四声，叫“吃饭”为“起饭”，叫“石头”为“细透”。小小庄河竟上了教科书，本该是多令人高兴的事啊！但我像被人揭了伤疤一样难堪，特别是有同学用庄河话开玩笑时。

也许是这种羞愧让我开始写作的生涯。在写作中，我可以用与普通话接近的腔调，努力寻找zh、ch、sh，像在稻田里拔除稗草一样，拔除j、q、x。偶尔有“俺”和“恁”出现，也只在乡村人物对话中。虽然越想端庄优雅地说话，越容易破坏惯常的语法，变得不伦不类，但我仍义无反顾地远离土话，就像当初义无反顾地背叛季秀莲去追赶方丽敏。这种背叛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安全而舒适，这让我更大胆地向内心开拓，塑造出另一个有尊严的自我。

不知从哪天起，一切却变得不一样了。随着眼界打开，阅读视野扩大，我渐渐明白那些令我羞愧的“胎记”在文学里的价值和意义。重要的是，当我有机会通过写作走出乡村，回过头去看生我养我的地，看当年弃我而去的季秀莲，看法有了很大不同。她坚持说土话，拒绝接受新事物，看上去冥顽不化，其实表达了另一种向往；当他们发现生命中许多东西不可改变，便不计后果也不惧后果，笃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倔强和决绝，正是我大多数父老乡亲的性格。于是在作品里，我大胆地让季秀莲把“石头”说成“细透”，把“明天”说成“蒙儿”，表示反对时，把“别弄了”说成“败弄了”——“败”替代“别”，是家乡经典的土语，有着掷地有声的重量。

但是出版时遇到麻烦，编辑说，这些不是东北话，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为此另作注释也没有意义。我弱弱地表示接受，心情却很复杂：为何上海话广东话山东话不用注释就可以写进作品，而我的土话不可以？

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从地域来看，我是东北人，却不说东北话；我们的土语，倒与山东话相近，“夜个”“蒙儿”如果出现在齐鲁大地的作家笔下，显得那么地道。实际上，辽南人大多是山东人的后裔。从明清到民国，闯关东的流民在黄海沿海登陆，我的高祖就来自山东省海洋县。可话语是什么？为何登陆之后，它就脱离正宗的胶东方言，土得没了特点，变得狠重、粗糙、坚硬？是不是恰好印证“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何它只形成于庄河沿海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的一小溜儿，又为何我偏偏出生在这一小溜里？如果闯关东来的人们向更广大的北方挺进，这杂交的土语就有了大面积的生长，是不是就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语言审美习惯，变丑为美，变土为洋？

我不知道。

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一边感慨“一小溜儿”的不公平命运，一边在写作中堂而皇之地向普通话靠近，我已接受宿命的安排，就像季秀莲们接受命运的安排一样。实际上，当年不主动与季秀莲和好，宁愿承受三年的孤独，证明我和季秀莲一无二致地倔强和决绝。

这看上去是有关方言写作的题外话了，但正暗合我对方言写作的态度。说到底，文学的使命是“探求心灵的内在事件”，可以通过言语来冲破言语的羁绊。一些伟大作家就认为方言“最能表达人的神理”。我喜爱的意大利作家黛莱达，这样描写一位外乡人：“他纯粹的锡耶那口音里带有撒丁岛的方言，像金子上涂了一层油。”真是把这个外乡人固执而又自信的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

有意思的是，一位新朋友对我说：孙老师，我离你的家乡很近，你作品里的庄河话让我特别亲切。

我作品里竟然还有庄河话！

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写道：“‘稗’，可作‘小’‘别’解，而就植物属性而论，让我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这让我觉得，不管羞愧多么有力量，我多么想在写作中逃离土语，藏在身体里的东西总会偷偷摸摸长出来，就像长在野地的稗草。这难道不好吗？我不知道。

（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

一方面，不少逻辑学家断然否认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比如，殷海光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产生逻辑，是因为孔子主义形成的道德专制支配着中国历史文化，桎梏了精神的发展。他还严格区分了“学”与“术”，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在逻辑学上没有“学”而只有“术”，辩论中有时应用的逻辑之“术”，绝对不是逻辑的本身。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对西方逻辑不甚了解的学者却硬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出西方逻辑的等同物，以说明中国也“古而有之”。还有一些对西方逻辑较为了解的学者，同样把西方逻辑作为参照系，以它为规范来“翻新”中国古代逻辑。例如，梁启超、胡适、章士钊都是用西方逻辑去理解和解释《墨经》和名家的名辩思想，“化己为他”使得中国的义理体系变成了西方传统逻辑的编排。

无论是“古而有之”还是“化己为他”，在张东荪看来，都属于比附，“比附的特点便是不顾整个系统及个体在此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脱离整个语境，只顾求同”。他倡导比较研究要由求同为主的比附，走向以求异为主的精当比较，要在全面深入了解被比较对象差异的基础上，找到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真正做到知己所短，汲取他者之长。

基于平等的比较文化观，张东荪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语言、价值观、科学观决定着不同的逻辑。比如，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依赖语言的主语谓语区分和词性划分；而中国古人不注重词性划分，主语和谓语界限模糊，语法和句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当然也没有逻辑意义上的命题。由此发展出来两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偏向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中国古人更偏向“泛象论”，因万物之然而各定以名，因名而见理，因理而有秩序。比如，《易经》强调观物取“象”，因“象”而名；儒家强调定名必须合乎“象”，“理”会于“象”内；墨家的“类”也不是西方逻辑强调的“类别”，它是根据“象”的相近或相似，而非依据事物属性分类。

张东荪带来的启迪是：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裁定与研究，必须坚持以大逻辑观来观照。事实上，广义的逻辑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也包含后来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论证”，而非抽象的“推理形式”。它广泛探讨与论证相关的各个因素，如语言中的预设、隐含前提、喻证等，力图为人们分析、评估他人论证以及亲自建构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这一界定来看，中国古代逻辑有别于严格的西方形式逻辑，而相当于现代西方的“非形式逻辑”。

（摘编自张斌峰《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材料二：

追问“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首先要明确，“逻辑”既可指推理规律，也可指对推理规律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推类的论述。

“推类”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后期墨家：“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墨子·经下》）。其后，“推类”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的各个领域，例如治理决策、对外谈判、哲学论证等等。对推类实践展开经验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在研究对象上，发掘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各个领域中的推类实例。中国古人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已发展出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推类标识语——“推类言之”“推类以知”“以此类推”等。借助这些标识语，我们可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搜集各大古籍数据库中包含推类的实例，再对其进行提取、重构和分析。

从研究方法上说，重点是通过分析这些实例来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研究者虽然普遍认为类同原则是推类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均未深入探讨类同原则究竟如何在推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可以引入“类同原则工作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古代文献记载了极为丰富的推类实例，但就概括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而言，只需选取典型的推类实例即可。通过对典型实例的研究，至少可提炼三种基本的类同原则工作机制：

援理：由类别到个体，推断个别对象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

贯通：由个体到类别，将个别对象具有的某种属性贯通到其类别。

引例：由对象到对象，推断其他对象与举例的对象拥有同样属性。

从西方现代逻辑的视域看，“援理”相当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贯通”相当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而“引例”则相当于从个别到个别、从一般到一般的类比推理。由此可见，就逻辑性质而言，推类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推理类型，它是指中国古人在类同原则的引导下，通过援理、贯通、引例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来推出结论，从而实现其推理目的。所以说，推类应理解为中国古代对于推理规律的一般性研究。

（摘编自晋荣东《推类与我所理解的中国逻辑》）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符号，表情包以静态或动态图片为主要形式，既有语言文字，更有表情、动作，表达诙谐有趣，意义简洁直接。相较于单一的文字表达，表情包有着更为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情绪感染力和信息传播力。

①“身体缺场”是网络互动的一大特点，②即网络空间存在着人与人无法面对面交流。③表情包使得互动在场、情感在场、意义在场，④弥补了一定程度上肉身的不在场性，⑤拓展了青年社交物理在场的空间性，⑥构建了更丰富的互动情境。

在社交过程中，青年比较喜欢幽默有趣、标新立异的表述方式，比较厌弃一本正经、            的行为方式。这样的社交心理使青年与新颖有趣的表情包一拍即合。通过别出心裁的解读，青年（       甲     ）。如“微笑”这个表情，传统意义为表示友好，但青年赋予其“无语”或“呵呵”的新意义。当代青年在塑造个人认知时，极力拒绝同质化，追求精神解放，明确了个体的唯一性。

表情包还融入了许多修辞手法。如风靡一时的“doge”表情包，就是将狗的形象拟人化，模拟人歪着头，表情俏皮，增添了可爱感与亲和力。表情包与修辞手法的交融是一种积极的传播过程，可将大脑抽象思维意识，具体化用图像来展示，贴合语境形成直观刺激。

一方面，表情符号的过度或不当使用可能会破坏沟通的清晰度和准确性。（       乙     ），表情符号造成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理解，可能导致信息的误读或混淆。另一方面，表情符号的广泛使用可能会消解公共意义。在需要形成公共意义的场合，表情符号带来的个性化和差异化解读，可能导致公共意义的模糊。

①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微纪录片《馆藏“显眼包”》巧妙运用网络流行语作为切入点，让古老文物与现代观众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趣味对话。

②该片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主流媒体在语态革新和表达创新上的积极探索。该片每集精选一件具有“网感”的文物，从“尴尬而不失礼貌微笑”的商亚醜钺，到“会比心”的西汉铜釭灯，再到“放飞自我”的墩煌壁画，它们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重新被发现，通过影视创作换发新生。创作团队还（        ），把唐十二支神甬化身“护主萌宠”，把东汉彩绘鸟兽鱼纹漆桶比作古代的“外卖快餐盒”，将西周云纹铜五柱器想象成“千年前的路由器”。可贵的是，这种对作品的“钻营”式解读，在注重拉近观众与文物的心理距离的同时，也保留了严谨专业的历史叙事内核。

③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应该挖掘其深层魅力与永恒精神，通过将其融入当代审美与日常生活的方式。《馆藏“显眼包”》正是因循这样的理念，不仅让历史与想象互补、现实与虚拟相融、知识与趣味碰撞，还进一步挖掘文物细节，联结当下语境，从而为文化传承注入了青春能量。

（1）有人认为局势的急转直下是“天命”难违，但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以“ ， ”之语，表明根据庄宗的事迹，可推究成败根源在于“人事”。

（2）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以“ ， ”两句，高度赞扬了屈原的志向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3）《过秦论》中与下图内容相契合的古诗文名句，可以是：“ ， ”。

厨师烧菜，喜欢大火爆炒，油温要高，火力要猛，速度要快。膳夫煲汤，总是小火慢炖，汤水要足，温度要恒，时间要长。大火，为的是加热；小火为的是出味。爆炒的菜，脆嫩爽口，色正味美；慢炖的汤，汤澄色清，醇正鲜美。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1）美国对世界各国滥加关税，部分国家妥协退让，却招致美国变本加厉的单边霸凌，这与苏洵《六国论》中“ ， ”两句所写的情形相似。

（2）五月的大青山，层峦耸翠，山花烂漫，赏心悦目。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不知不觉天快黑了，正如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说：“ ， 。”

（3）与“荷花”相比，“芙蓉”这一名称似乎更加优美、高雅，因而受到古代文人钟爱，常被写进诗中，如“ ， ”。

【注】①沈周，长洲（今苏州）人，明代绘画大师，工诗善画。

梅池琴韵

肖学文

钟林生老人走到老梅树底下，摆开架式，下腰，踢腿，甩袖，清嗓子，再悠悠地亮开喉咙。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

①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从大门口探出头来，只一晃，又缩了回去。很快，小男孩就被两个大人拉了出来。他走到钟林生老人跟前，嘟着嘴叫了一声：“太爷爷！”老人笑呵呵地招呼：“把架子都扎起来，把身子都动起来！”

老老少少四个人，钟林生老人，他的大儿子、孙子及曾孙子，都是梅池嗡琴戏剧团的骨干班底。晚上，他们要表演嗡琴戏《四郎探母》。

湖南临湘羊楼司镇梅池村，隐在龙窖大山深处。小村的老人小孩有事无事，嘴里便会蹦出几句嗡琴戏的唱词。山里人家遇上婚丧嫁娶、节庆喜事，都少不了请嗡琴戏来热闹。悠扬的琴音、质朴的唱腔，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听着就让人觉得舒坦。如今嗡琴戏已名列国家级非遗名录，

村子里活跃着几个戏班子，他们常年在外奔波，足迹遍布周边县市。钟林生老人一家既没人出去打工，也没人出门唱戏，他们开了一家小山庄，专门接待来龙窖山旅游的客人。白天端上梅池的特色菜，晚上为客人们唱上一本嗡琴戏。

我和钟林生老人算是旧识，四十年前我被分配到梅池小学当老师。晚饭时，他硬是要我挨着他坐，看了我半晌，说：“肖老师，你在梅池教书的时候，比现在瘦得多呢！”“您老真是好记性，四十年啦，那时我才19岁！”他有点儿吃惊：“一晃四十年！怪不得，我都老得走不动啦！”“您不老！往舞台上一站，和四十年前没两样！”“哈哈哈哈，这唱戏的，一世都不得老！”

我和老人聊起了戏：“我记得在这里教书时，夜里村里人就爱聚在一起唱戏。”“可不是？我们先祖从江西迁移出来落担到梅池，快六百年了。先祖爱唱戏，用竹筒蒙上蛇皮做成琴筒，用箭竹和马尾做成琴弓，拉起来嗡嗡响，就被叫成嗡琴。唱的戏用嗡琴伴奏，再配上唢呐、锣鼓，很有味道。这戏码一代传一代，就成了与众不同的调调，人称嗡琴戏。”说起嗡琴戏，②老人浑身都是劲儿。

“这几百年的戏，是如何传下来的呢？”我好奇地问。

“师父带徒弟，一代传一代！父传子，婆传媳。一般爷老子（父亲）唱什么角色，崽（孩子）就唱什么角色。我爷老子是唱老旦的，我学的就是老旦。但现在不同了，按各人特点，自己选的角，自己拜的师。我崽和孙没一个愿唱老旦，都嫌唱老旦扮相不好看！”老人说到这儿，有点儿愤愤不平，“不过，我这曾孙子好像对老旦蛮感兴趣！我这角色总算有传人啰！我们一家，我、大儿子、大儿媳、孙子、孙媳妇，还有大女儿，都唱戏。二儿子在镇里当公务员，回来也爱唱几句。现在曾孙子也学上啦！”“您一家就能拉个班子出来啦！”我笑道。

吃过晚饭，走，看戏去！移步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偌大的礼堂已满满当当。演员都换好戏服，化好妆，只等鸣锣开唱。

坐在我身旁的老人，一看也是个老戏骨，一提起嗡琴戏就有说不完的话。他回忆，20世纪80年代，每到农闲时分，村里的戏班子就会活跃起来，经常外出唱戏。那时候，班子里也就二十来个人，一场戏唱下来，挣的钱全都拿去添置唱戏用的行头了，没一个人拿过工资。当时哪儿想过，今天能唱出这么大的门道！

“您老唱个什么角儿呢？”我问。

“我呀，嗓门不好，唱不了角儿，主要是操持后台，鼓呀锣呀琴呀唢呐呀，样样都会。”

“这么厉害！都说鼓是戏的魂，打鼓有啥讲究吗？”

“打鼓的学问可大了，敲锣打鼓的都要听大鼓点子，不能各搞各的。大操打花样、小操打节奏，不能搞混的。”正说着，老人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你慢慢看，我得到后台去瞧瞧！”

我听见在老人的指点下，③大鼓猛敲三下鼓边儿，全场一下子肃静下来，整个山村好像突然被冻住了。1秒，2秒……10秒，老人手一挥，一声惊雷破空而来，④大鼓小鼓、大钹小镲，如急雨，如冰雹，砸向耳膜；紧接着，一声唢呐，如闪电，将夜幕撕开一条裂缝，嗡琴声，如清泉，从那裂缝里汩汩地倾泻而出……

一个小孩儿在紧锣密鼓中翻着跟头，风车般从后台滚出来，全场一片欢呼。我也忍不住大喝一声：“好！”再定睛一看，那不正是钟林生老人的曾孙子吗？

（有删改）

材料一：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且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根魂所系。春节申遗成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可，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彰显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也为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其申遗成功意义重大，为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春节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从伦理道德层面看，春节倡导的家庭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等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等理念一脉相承。春节期间，家庭成员跨越山海向家的奔赴，是对家庭的重视和对亲情的维护，彰显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哲学思想角度出发，春节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反映出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春节期间的祭祀与庆祝活动，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

春节申遗成功，（1）            。春节期间，中华儿女心中的归家意识喷薄而出，无论身处何方，都渴望与亲人团聚。这种强烈的归家意识与团圆观念，绝非情感冲动，而是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直观体现。年夜饭饭桌上，一家人分享过去一年的喜怒哀乐，亲情在这温馨的氛围中愈发醇厚。长辈们将承载着祝福与期望的红包递给晚辈，传递着物质关怀，更延续了家族情感与文化传承。这些看似平凡的场景，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石单元，于细微之处尽显民族精神的凝聚力。

春节申遗成功，（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关系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以其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和深邃厚重的文化内涵，构筑起中华儿女之间的情感桥梁，成为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从祭灶神时对家庭富足安宁的虔诚祈愿，到除夕合家团圆、守岁迎新的温馨时刻，再到大年初一的拜年祈福，以及正月十五闹元宵的热闹欢腾，这一系列传统习俗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

春节申遗成功，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春节文化中所蕴含的团圆、和谐、友善等价值观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各国人民在共庆春节的过程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春节申遗成功，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搭建了一座绚丽多彩的桥梁，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春节申遗成功后，将进一步提升春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世界目光聚焦中国文化。以春节为文化载体，深入挖掘其内涵，创新传承与发展模式，让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摘编自安宝、周嘉玲《春节申遗成功的时代价值》）

材料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春节项目申报材料写道，“该遗产项目（春节）是中国人根据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节律安排生产生活的具体体现，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形式多样的实践在延续文化传统的同时，不断激发文化创造力，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赋予持久的精神力量。”“春节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着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促进家庭和睦与社区团结的作用，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为中国人提供了认同感和持续感……寄托了中国人的人伦情感、家国情怀，体现了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各缔约国应通过所有适当方式努力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保证的作用”。

非遗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更在于非遗能够对当今世界围绕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优先行动领域作出贡献。遗产项目的当代价值问题就是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如果一个遗产项目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没有贡献，那它就不可能列入代表作名录。

我国对春节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气候变化）、和平与社会凝聚力等6个领域的贡献，提交了11份视频补充材料。该申报材料获得了审查机构推荐的年度范例，在春节项目通过评审的决定书中如此评价春节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该遗产项目从多方面促进了可持续发展……其所产生的消费需求为社区提供了可持续生计和体面工作的机会，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该遗产项目还促进了和谐、融合、信任、包容、社会凝聚与和平。此外，还通过提高认识行动增强了环境的可持续性”。

春节何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或战略资源，一是在于春节具有突出的连续性，2000多年传承至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并且还在不断创新生长，这种生命力所产生的驱动力是深厚的、不可阻挡的；二是在于春节具有无可比拟的广泛性和同向性，当十几亿人怀有一个共同愿景的时候，其产生的势能是无比巨大的；三是在于春节具有极强的基础性和必要性，春节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人民不断向上增长的刚性需求，可以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四是在于春节具有强烈的核心性和关联性，与之相关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带动全社会多领域的发展；五是在于春节具有强大的向心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祖国统一，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一直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春节作为以国家为社区，以全民为群体的最庞大、最有影响力的非遗项目，其生命力和当代价值将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摘编自王晨阳《春节的当代价值将进一步彰显——从〈非遗公约〉角度认识春节》）

材料一：

生成式AI，尤其是以DeepSeek、ChatGPT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其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在资料处理和整合、文献翻译及标注等方面，给明清史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研究范式等方面，也能带来新的启示。在年轻明清史学者的研究实践中，生成式AI的功能已不限于简单的信息检索或文献翻译，正逐步构建“工具泛在化”的研究生态。从文献解读、文本标注、语言互译、史料结构化，到图像识别、关系抽取、语义聚类与多模态数据可视化，生成式AI已成为学者处理史料、构建知识谱系、创建特色个人图书馆乃至开展研究的新型“基础设施”，背后是跨越技术与人文边界的学术范式重构。这种跨越技术与人文边界的学术范式重构，体现在多个层面：

第一，生成式AI能有效扩大明清史学者的文献边际。受限于学术视野、文献获取能力与方法等，任何学者都有自身的文献边际。数据库及互联网技术曾让文献边际迅速扩大，而生成式AI时代，研究者可将开源数字化明清史料及自有史料投喂给AI，将历史文献高效转化为可分析的结构化数据，甚至直接生成资料长编。与数据库检索的初步数据相比，投喂给AI的多语种、多形态史料，内涵远超传统数据库文献，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扩大了文献边际，更能帮助研究者从海量文献中迅速提取有效信息，形成可用数据集或个人特色图书馆。

第二，生成式AI可以帮助明清史学者深度挖掘文献。明清史研究中，对卡片式文献或数据库检索而来的巨量史料进行研读与标注，是极为繁重的工作。学者使用生成式AI，可将传统文献数字化、结构化，通过给定主题进行对话式互动语义分析，不断修订AI回答以深入挖掘史料；也可通过“穷举式”逻辑关联，让AI自动完成关键词提取、语义聚类、实体识别、主题归纳、时间线串联等任务，实现由“智能人工”向“人工智能”的转变，使研究者在不牺牲资料全面性的前提下开展大规模文本比较与趋势分析。

第三，生成式AI可使明清史研究成果呈现多模态表达。过去明清史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与学术评价标准相关。生成式AI推动了研究的可视化、交互化表达与传播：在图像识别和处理方面，AI通过算法比对、词频分析等增强史料可验证性，提升历史解释的逻辑严密性，使研究迈向融合图像重构、语义识别与沉浸体验的复合式路径；在知识图谱构建、ArcGIS地图展示、动态图表制作等方面，AI的强大表达效果让研究成果部分可视化，大幅提升传播力；此外，AI的语言生成能力可实现历史人物语境还原、场景再造及风格化文本仿写，提供多样化表达维度，也为明清史教学引入沉浸感传播方式。

第四，生成式AI可以大大拓宽明清史研究学术交流的全球视野。明清史研究的诸多话题已是国际性学术议题，但以往交流常受语言制约。生成式AI在语言翻译与多语种语料整合方面的优势，使多语种史料使用成为可能，消除了不同语言学者间的合作障碍，便利了多语种学术传播，有利于国际学术合作。如在明清外交、海洋交流、宗教传播等研究中，AI能处理并归类多种语言文献，为比较史学与全球史研究开辟新路径。

需明确的是，生成式AI擅长对既有数据的识别与重组，核心能力集中于文本处理、图像分析、语义聚类与数据可视化等方面，它正在重塑明清史研究的“技术手段”，提供新的研究路径，但本质是“效率机器”而非“解释机器”。

（摘编自王剑《明清史研究中生成式AI的“能”与“不能”》）

材料二：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技术创新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内在一致。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不能丧失，技术的工具性和辅助性地位也不能改变；人工智能可能达到“类人化”，但不会具有同人一样的主体地位。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至少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自主性，即是否发展、运用某种技术，人是主导者、决策者；二是责任性，即技术开发者、提供者、运用者需在各自范围内对技术后果承担责任。自主性和责任性是技术本身不可能具有的。

当前一些过度夸大生成式AI作用、担心其替代人类的观点，理论误区在于未从实践出发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未将实践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统一。尽管人类会与AI形成互补——AI从事海量数据处理、重复性等工作，人类专注于创造性、情感性、道德性工作及最终决策，但人文精神不会丧失，技术永远不可能主宰或替代人类。

正如人能创造AI，人也能克服技术带来的制约，体现主动选择、实践创造的力量，实现物的外在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人类社会在主客体交互作用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也是AI的发展逻辑：人既能为社会、自然“立法”，也能为技术“立法”，即进行技术治理。在AI加速发展的时代，必须健全人文与科技并重的教育体系，培养既懂技术又有人文关怀的人才，提升批判性思维，防止技术依赖导致认知退化，真正实现“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人文价值是技术发展的指南针，科技发展应受伦理和法律规训，符合人类价值观，实现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安全可控。人与技术的关系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技术竞争终归是人之间的竞争，技术发展应符合人类需要，理性有序，而非无序恶性竞争。智能技术应防止扩大数字鸿沟、“赢家通吃”及困难群体边缘化，需推动AI普惠化，使全民数字素养提升与智能技术发展同步，确保数字技术惠及所有人。

（摘编自康兰心《智能时代应坚守人的主体性》）

只求数量有可能彼此竞争不止，专注品质则会相互欣赏共荣。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结合材料内容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材料一：

某媒体曾面向高校学生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人明确表示喜欢自己家乡的方言，76%的人会不自觉地对身边人推荐家乡话。

鲜活的方言词汇不仅让人听得懂、记得住，还让寻常日子浸透着浪漫之美。正如四川话的“撑花儿”（雨伞），潮州话的“借日”（晒太阳），            。①这些从生活中长出的词语，让平常的生活有了诗意的光泽，也让沟通亲切起来。

方言之所以容易成为热点，因其言之有趣。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写道：“她的脚力有些来不及，鞋子流水踢着路上的石头”，用了湖南益阳方言“流水”，表示“经常”，简练准确而不落窠臼；方言之美，还在其言之有韵。②方言不仅有烟火气、泥土味，也包含着古雅风范。四川话的“白雨（大雨）”、河南话的“滴星（小雨）”，可分别在李白的“白雨映山寒，森森似银竹”以及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中窥见延续千年的文脉传承。

材料二：

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非对立，而是“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在功能与场景中各司其职，共同构筑健康的语言生态。

③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是消除地域隔阂、保障公共沟通、促进社会协同。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用便捷，让人们能顺畅融入广阔的社会舞台，实现跨地域的交流合作。而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民俗风情与情感认同，是维系乡愁、凝聚族群的精神根脉，其价值在于文化独特性，让人们在漂泊中守住精神归宿。

二者的和谐共存需依托“双言制”：公共领域如学校、职场、公共服务等，以普通话为主体保障沟通效率；私人领域如家庭、社区、同乡聚会中，为方言保留空间，让乡音成为情感纽带。④推广普通话绝非消灭方言，保护方言也不是抵制普通话，警惕 “推普废方言”的误区，才能兼顾文化共性与多样性。

归根结底，普通话让我们“听得懂”，方言让我们“心连心”。在推广普通话保障社会畅通的同时，为方言留出传承空间，方能实现“求同存异、美美与共”，让语言既成为连接世界的纽带，又成为滋养文化的土壤。